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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宗家幼宝，富贵份内，不幸唐业所托非人，妖后悍然夺国，群长皆没，唯相王忍辱保全。天命之所垂怜，亦独聚相王一身。今上于宗、非嫡非长，恃邪情以自进，凭妖氛而造势，若无妖后祸国于前，岂有今上乱嗣于后？
武氏祸国之深，世道谁能否认？今上趁势而幸起，名为唐家尊主、实则妖后孝孙，生于鹊巢、奉鸠为源，立身已经不正，言何正道治国？古来毁庙之罪，几者无遭脔割之刑？妖后独能恃此包庇，命与名全，则当年为保唐嗣而慷慨赴死之士，所求所得更是哪般！
今上历诸乱而独全、以分支而夺宗，诚为不世之材、人皆难企，禀赋如此，岂无得失权衡？所以用刑术而薄德义，悦杂庶而驱名族，以武功而疲国人，是非无从分辨，道义无所伸张，内外无能抗拒，于是才能恩威由我、唯我独尊！”
李隆基原本只是在案倾听，可在听到这里的时候，终于按捺不住拍案而起，望着崔湜一脸的欣赏，并亲自走入堂下，面对着崔湜长施一揖，并长叹一声道：“人事纷扰，曲直难辨，就连小王都迷惑此中，只道人间大势须作如此。崔郎论势，醍醐灌顶，振聋发聩，让我这迷途的蠢人能知前路所往，指教深刻，请受一礼！”
崔湜这一番言论，不独让临淄王听来激动难耐，在场其他人在听完后也是大受震撼。特别听到崔湜所论圣人重武功是为了疲弱国人、让国内难作抗争，这样的观点真是刁钻得让人叹为观止，但结合其所言论，似乎又真的不无道理。
果然当他们循此视角再来审视开元政治时，登时便有了不同的感受，只觉得所谓的开元中兴，成就的只是圣人一个，下民劳于繁法征役，世族则痛失势位权柄。
崔湜直立原处，安然受了临淄王这一礼，然后才在临淄王的虚扶下入席坐定，然后又说道：“言及于此，大王还翻不翻阅这一卷悖情违义的文集？”
李隆基闻言后苦笑一声，又叹息道：“崔郎论势的确深刻有加，但我只是牢笼受困一鸟兽，虽然知所当行，但却无力趋之，终究还是难免屈从啊！”
崔湜这一番论调的确是漂亮，人终究要活在自己的正义感中，哪怕打家劫舍的强梁匪徒，都要强行搞上一个所谓盗亦有道的说辞。
李隆基虽然已经打定主意要行不法，但也需要给自己的行为选择寻找一个正当性，崔湜这番言论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哪怕只是强词夺理，但也足可以用作精神纲领。
但纲领再美妙，终究不能提供直接的人势助力，他仍然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酝酿筹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