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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朱鸣夏等人还是太低估封建社会的道德下限了。熊文灿此时已经是死马当活马医，“纵兵为匪”的策略一出，各路“官匪”便纷纷出炉。不但在广东溃散的明军迅速化为土匪，原本已经投降，“暂守城池”的官兵也有相当一部分转化为各种土匪集团；退到广西的不少官兵也纷纷重返广东。
最要命的是本地的一些“土豪”“乡贤”，原本抱着“谨守村寨”的思路，但是土匪的猖獗使得他们也迫不及待的加入到这场劫掠的狂欢中去了。特别是一些山区县份，原本就有土客矛盾，借着乱世，立刻便演变成一场互相驱逐、掠夺的大乱斗。
局面纷乱如麻，但是许可根据各种情况判断，这场乱局固然眼花缭乱，但是这场大规模的骚乱并无一个主心骨，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一个类似李自成、张献忠之类的首脑人物来汇聚这些力量。广西那边虽然是充分的“鼓励”，并且给予物质上的支援，但是并没有一个高级首脑人物回广东来“主持大局”的迹象。所以短期内这些匪伙无法凝聚起足够大的力量，除了祸害老百姓之外，对大局并无多少影响。
但是这种匪乱长期化的话，到某个阶段大浪淘沙，必然会出现某个深孚众望，手腕出众的首领人物，到那时候，“匪伙”就会演变成“流寇”－－晚明的李、张、曹集团，很多就是这么逐步升级起来的。
正是基于对外情报局的这一判断，朱鸣夏请示席亚洲之后，提出了粤西治安整肃的作战方案。
方案并不复杂，主要目的，是恢复连山周边的治安状态，将“瑶乱”控制在连州范围内，遏制住瑶民暴动扩大的趋势。同时，清剿沿路土匪，恢复各县的正常秩序，用大炮将归化民县长和国民军中队送入各县。重建秩序。
“……任务的首要核心，是防防止瑶乱扩大化和恢复地方秩序。”负责解说的参谋在作战会议上侃侃而谈。
具体作战计划是由杨增的第8营并一个炮兵连为核心组成绥江支队，首先前往四会，随后溯绥江而上接收广宁、怀集——这两个地方原先驻守的官兵降军已经溃散，社会秩序陷入混乱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