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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勋贵阶层这种东西，虽然没过两三代就很容走向糜烂，但却是用来制衡朝堂势力不可或缺的一角；你看明朝勋贵在土木堡之后被打断了脊梁骨，而文官开始引边将入京营之后就开始变成什么鬼画风，以至于皇帝要推出宦官来唱对台戏。
而逐级考试的科举制固然代表了某种先进行的方向，但是在如今太平督府体制下农官、工造、刑律、军转、商贸的五途之外，还是需要一些外部刺激和牵制的力量，才不至于让其在后世不可避免的逐步内卷过程当中，变成特定圈子里的一潭死水。
毕竟，就算是后世新中国的早期发展过程当中，同样也在国有企业和相应部门当中，诞生过内招制度和专属子弟学校、技术学校等等，这种确保相应职业和技术岗位，能够稳定传承的特定时期产物。一直到教育彻底普及化之后才慢慢消失。
所以，不管以后这套体系会变成什么鬼样子，或者又被后人给唱歪城什么样的画风，至少在周淮安生前在位的这几十年间，足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在新朝文武官员当中，给塑造出一批制度性的样板和传承体系来。
比如设立相应的门槛规定，每一代爵位的继承人，非军功不得袭爵，非从军不得享受门荫。直接或是间接的鼓励和刺激这些勋贵的后人，拿祖上沿袭下来的余泽去追逐延边征拓的军功，或又是绞尽脑汁去祸害外域的蛮夷各族好了。
因此，在配套这些国爵和士爵的相应待遇和权利当中，也包括了在申报进行域外开拓时，从国朝采买置办兵甲的优先权，道招募丁壮屯垦、建立私家武装的各种规定；当然了，作为国家军队配属的火器除外，以确保对于这些拓边武装的隔代优势。
而《太平三爵令》制度本身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就是通过这种方式鼓励这些在新朝建立过程当中，掌握了相应社会资源和财富的既得利益阶层们，不要光把眼光放在国内那一亩三分地的利害得失和内耗上，而将他们潜在力量引向更加广袤的未知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