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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信到北京陈情，为某某人说项以平反，或者以个人名义寄信到中央部委，在整个80年代初都是非常普遍的。也有些人会组织朋友同事帮忙写信，希望看到信件的组织予以考虑。
当然，更厉害的还是上访，或者在一些民主生活会之类的地方，直接对上级领导做出要求。
不管上级领导喜欢不喜欢，在这一时期，这些招数都是非常有用的。
简而言之，就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喝。
平反工作要说有条不紊的进行，那肯定是胡说八道，但它毕竟是有一定的顺序的，有的人早点被平反，有的人晚点被平反，有的人最终也没有平反。前两者且不去说，后者中，却是少不了矫情和傲娇者。
那些以为上级机关一定会记得自己，一定会有自己考虑的人，一个不小心，就泯灭于众生，最终没赶上大平反的好时光，以后不得不常年奔波，寻求当年本可以简单解决的方案。
全国几百万人要平反，审查的人数超千万，卷宗不知道要多少亿，组织审查工作的人才那么点，除了领导要求的以外，高效率又查无遗漏，简直是没有可能。
尤其是到了83年的年初了，虽然有更大数量的党员干部被平反了，可还有数量不少的党员干部，就被落在了后面。
如果将平反机构想象成一只母猪，那它今年的下崽量大约是500只，即使这只母猪全身都长满了奶头，然后全天都在喂猪崽，也总有饿死的猪崽，被压死的猪崽。
反而是被它刻意不喂养的猪崽，数量少之又少。
徐武在外跑了半个月，自然是明白杨锐的理论的，但他还是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样做，花的钱会非常多，而且，总有人不按你的路子出牌。”
“你预计要用多少。”杨锐也没有穷大方，资助这种事，总得有个预算。
徐武想了想，说：“就我现在看，前期会有七八个战友会和同事会，剩下的如果能得到支持，有可能会有二三十个。老景以前在的十一纵，二团，六团，还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根据地队伍，都有人愿意出面组织……如果一次100外汇券，那就是前期七八百，后期两三千。”
级别高的战友和同事，容易得到公家的钱，也就容易组织，另一方面，联系多的也比较容易组织，但联系少的意愿却有可能更强。
杨锐问：“一次100块外汇券够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