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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场长听着周围人的议论声，烦心的揉揉太阳穴，不得不站出来解释道：“各位，各位，这是我们对遗传工程实验室的资助，同样是一种奖励行为。大家也看到了，遗传工程实验室目前的状态，这院子都挤成什么样了，以后，要做胚胎移植的规模会越来越大，现在的地盘，肯定是不够用了。所以，杨锐代表遗传工程实验室提出申请，经过中牧总公司的审核同意，决定交给北@京分公司来确定这件事。”
润了一下嘴唇，焦场长继续道：“我们分公司和杨锐商量，讨论，并且实地考察以后，决定划拨卢沟桥农场的一片土地，给遗传工程实验室。考虑到以后的需求，我们给的面积比较大，杨主任也主动提出，愿意给相关单位以相应的补偿。补偿主要是青苗、之前的肥料和土地上的附着物的现金补偿，以及一些技术上的援助……”
焦场长像是开新闻发布会似的，给众人做解释。
现场其实也就是和新闻发布会差不多了。普通民众才不关心一间国有农场的土地，是在国有农场的名下，还是在另一间国有实验室的名下，真正关心此事的，会议论此事的，也就是各大国有农场的官员干部和职工们。
而且，不能小看这些官员干部和职工们议论。
现在的国企管理都是垂直式的，比如邮政部就管理各级邮政机构，铁老大就掌握全国铁路机关的命脉，化工部下属的厂子就得听化工部的，石油冶金的更不用说，干部任免和调派通知或者不通知各级地方党委都没影响。
国有农场和曾经的纺织部下属企业一样，相对权利集中的国企相对松散一些，但也都是圈子里的交流多。
在这种环境下，圈内的议论不仅重要，而且是致命的。
如果要打个比方的话，一个行业的国企，就好像春秋时期的一个国家，行业内的干部就好像士大夫们，行业内的职工就好像是“国人”，至于行业外的人，就是“野人”了。
士大夫是统治阶级，毫无疑问的具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国人虽然不是统治阶级，却依旧有干预政治的能力，曾有“国人不欲，故出其君”，说的是卫国国君在外交上违背国人的意见，结果被流亡于襄牛的故事。
国企内，或者说80年代的环境亦是如此。
体制内的职工就是国人，体制外的甭管有钱没钱的，都是野人。国人是有参政议政的权利的，因此将士大夫们捅下去的不在少数。野人的政治权利就很是寥寥了，要捅士大夫的代价，也比国人大的多的多。
焦场长小心翼翼的说明，过了一会，更是将杨锐给拉了过来。
杨锐也多少有些被焦场长所影响，略微严肃一些的道：“的确，我们海淀区遗传工程实验室，首先要感谢中牧的捐助和帮助，此次土地划拨，更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