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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P是用来指导食品、药品、医疗产品生产和质量管理的法规,各国各有不同的情况,自然就有不同的GMP制度。
对于尚在探索中的中国来说,中国要建立什么样的GMP制度,真的是说不清楚的,制定政策的官员不清楚,供官员们咨询的学者不清楚,受GMP制度影响至深的普通民众更是不清不楚。
这种环境下,杨锐敢开课讲授《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GMP制度》,这就相当于竖起了一杆大旗,他要是讲的好,自然是云合景从,刷脸刷成医疗领域的明星学者,等于刘玄德加曹操的架势。
但他要是讲的不好,大旗折了,第一个砸死的就是竖旗的人,等于没有铁骑的董卓加经脉尽断的三姓家奴的地位。
就因为风险大,有身份地位的学者都不敢讲,等来等去的,终于是等到了杨锐。
杨锐确实是敢讲。
他有什么不敢讲的,GMP相关的文章和书籍,他接触太多了,他不光知道最终结果是怎么样的,他还知道GMP制度建立之间的过程。
所有这些,杨锐满意的可以继续支持,不满意的可以修正。
他完全可以大胆的讲出来。
以他当下的影响力,也已经有资格这样做了,虽然不见得GMP的制度就会按照他说的来制定,但是,这种话语权是他可资利用的,也是他体现自身价值的一部分。
话语权也不是凭空出现的,如果不是杨锐将CNS全通关,出版了外文的《基因组学》,搞出了诺贝尔奖级的PCR和离子通道相关研究,换一个普通的名校教授来讲这个课题,根本没有人例会。
现在就不同了,知道了杨锐的命题,不止是北大清华中科院等学术机构,就是主管政策的卫生部和政务院也来人旁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