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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若是能有三五百组实验的材料，那就不仅够用，而且绰绰有余了。
项目的实验线再长，但只要每天有如此的超量供应，其他组就不会断顿。
最重要的是，杨锐可以采用多种方式来尝试了。
实验就是试验，尝试的多了，就更容易得到正确的结果。
中国学术界，其实一直有一个习惯，或者说是幻想的模式，就是先通过超量的理论计算，来完成大部分的实验的前置工作，也就是用试算代替试验，接着，再用实验来验证试算的结果，成功则成功，不成功则再算。
这样的幻想模式，想起来是很美好的，实际上却很少发挥作用。
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几次大的科研项目，不管是两弹一星，还是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又或者多个工程和产业项目，只算物料成本，比国外科研机构便宜不了多少，若非如此，也不会重新出现造不如买的论调了。
事实上就是，国外实验室也是做试算的，而且，因为人家的学者更有经验，接受的系统教育更完善，反而算的更好——更悲哀的事实是，即使试算的再好，做实验的时候，该错的还是要错，该重来的还是要重来，所以，物料成本总归是少不了的。
至于人工成本，国内学者亏的就更多了。在90年代以前，中国随便弄一个高端点的项目，组织的科研人员的数量都是过万的，以这样的规模，哪怕大家的薪水百倍千倍的低于国外，人工成本比国外也是只高不低的。
杨锐则是习惯了21世纪模式的研究者，让他做理论试算什么的，他是玩不过来的，北大离子通道实验室也是玩不来的。要做有效果的理论研究，首先一点就得人多，因为世界是如此的复杂，想用数字代替实验，自然需要更多的数字上的投入。
然而，北大离子通道实验室，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招募到大量的“理论生物学家”的，如果有这种东西的话。
最终，在智力和经验投资上落后的实验室，自然只能从物质投资上来弥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