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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时间，可口可乐的开支也就是十万美元稍过，不超过十五万美元的水准，和他们给杨锐的实验室的一年的经费赞助相当。
比起科研经费，可口可乐其实更熟悉宣传和营销的开销。现如今的中国，也没有太多的体育明星和娱乐明星可供赞助，15万美元开销在科研天才上，也是一个可选的方案。
最重要的还是杨锐建立起来的背景关系。仅仅GMP委员会的位置，对于食品和医药企业，就有着相当的影响力下。当然，80年代的GMP委员会的委员们，远没有15万美元的胃口，也就是杨锐这种级别的学者，才敢狮子大张嘴，还一口就能咬的下来。
实际上，像是杨锐这种稳稳的世界第二阶的学者，要是放在欧美地区，找企业化缘几十万美元的，都是极其简单的，国内尽管条件有限，基本的条件也是渐渐的具备了。
苏先凯不太理解，还是放心了一些，再小心的问道：“那咱们就在酒店里住一个星期吗？”
杨锐没有明说，但是，他对诺贝尔奖的想法，在实验室里并不是秘密。
对于实验室里的研究员来说，杨锐能够得到诺奖，那也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实验室，与普通实验室之间的差距，就像是奥运冠军队和普通训练队的差距一样。实际上还不止，世界上每四年能诞生大几百名的奥运冠军，而四年的时间，能够诞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连50个都不可能有。
唯一的区别，也就是奥运冠军的职业生涯总是较为短暂，而诺贝尔奖一旦颁发给某个学者的话，他的学术第二春立即就发芽了，运气好的话，通常能茁壮成长到八九十岁的高龄。
譬如桑格同志的轶事就包括以下一项，他在40岁那年获得诺贝尔奖以后，依旧奋勇在学术第一线，62岁的时候又拿到了诺奖的时候，仍旧奋勇在学术第一线，直到83年的有一天，他正在做实验，做着做着，突然自言自语说“我已经足够老了”，于是，他就离开了实验室，回到了家，再也没有回到实验室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