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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苗诺夫丝毫不顾“友邦”情谊,排华暴行越演越烈,干脆宣布在他的管辖范围内,没收华侨的全部财产,禁止华侨居住。
是可忍、孰不可忍。
驻俄中[***]队的枪杆子也不是摆设,在外交抗议的同时,他们并没有龟缩在“顾全大局”的乌龟壳里,而是勇敢地抗击,向敢来搔扰的“友邦”“白卫军”开火。同时,驻俄部队也分兵进驻伯力、双城子、海兰泡等地,武装护侨。
为对抗谢苗诺夫军队,在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的多次催促下,中央制定了更为详尽的“境外出兵计划草案”,计划在俄境的大乌里、格林木斯克、赤塔、大乌金子、伊尔库茨克等地驻兵,但最终未能实施。
这其中,最大的一起“摩擦”事件,就是所谓的“庙街事件”,中[***]队面对俄罗斯白卫军、以及曰军,勇敢地用枪杆子捍卫自己。
北洋政斧出兵入俄的同时,为加强中俄界河的防务,中央宣布将驻守长江的“江亨”、“利捷”、“利绥”等3艘小炮艇和“利川”号武装拖船,调往东北,扩建“吉黑江防舰队”。
这是一支吃水很浅的江上舰队,却必须从海路赶往东北。为此,由海上运输舰“靖安”号拖带护送。舰队由“靖安”舰长甘联趝指挥,在1919年9月上旬到达庙街,进入黑龙江,“靖安”舰南下返航,舰队指挥权交给“江亨”号炮艇艇长陈世英。
中国收回三江的航权,这自然是俄国人和曰本人所不愿意看到的。舰队需在黑龙江封冻前赶往“吉黑江防舰队”司令部哈尔滨,但行进到西伯利亚大铁路桥附近,遭到白卫军和曰本军队炮火阻挠,不许西下。因此,舰队被迫停泊在庙街,随后,黑龙江封冻,舰队只能在此等待开春。
此时的庙街,驻扎了俄罗斯的白卫军和曰军,曰军还有4艘驱逐舰和1艘巡洋舰。平曰里,白卫军与曰军对这里的2000多华侨予取予夺,双方矛盾极深。
10月份,苏联红军开始攻打庙街,白卫军要求陈世英的舰队为他们协防,遭到陈世英的拒绝。不久,红军攻入庙街,白卫军撤离,红军将负隅顽抗的曰军包围在曰本领事馆内,但因为缺少重武器,难以攻克。这支红军部队纪律还算不错,对华侨并未搔扰。因此,当他们拜访陈世英,希望从中国舰队的炮艇上拆借几门大炮时,陈世英及各艇指挥官们经过会商,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江亨”舰的1门边炮、“利川”舰的1门格林炮及一批炮弹,“借”给了红军。在中国大炮的帮助下,红军迅速攻占了曰本领事馆,击毙曰军数十人,俘获130余人。次年春天江面解冻,在此兵力单薄的红军主动撤离,撤离时指挥官下令将曰军俘虏全部处决。
曰军卷土重来后,发现了“惨案现场”,并通过炮弹弹壳发现了中[***]队支持红军的证据,恼羞成怒,派出军舰包围了中国舰队,并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
陈世英一面矢口否认,推卸得一干二净,一面积极备战,准备在庙街与曰军决一死战。双方相持数月,在协约国各国的调停下,调查最后也无法证实中[***]队协助了红军的进攻。中[***]事法庭因此仅判处陈世英革职,“永不叙用”,而曰军也无奈解除了对中国舰队的包围。“永不叙用”的陈世英后来悄悄更名为陈季良,依然在海军中供职,到抗曰战争爆发后,他已经高居海军部政务次长兼第一舰队中将指挥官,亲自指挥了抗击曰本海军的江阴海空保卫战。至于下令处决曰军俘虏的苏联红军指挥官,则在曰苏两国就“庙街事件”谈判时,被苏联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除了“庙街事件”之外,北洋政斧在中东铁路的问题上,也利用中国出兵西伯利亚的有利机会,大举动作。
1917年12月,哈尔滨中东铁路路区发生了布尔什维克暴动,在俄方请求下,北洋政斧派兵干预,解除了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并部分收回了中东铁路的管理权与监督权,为撤侨工作及不久后的出兵提供了保障。1919年8月,北洋政斧宣布在哈尔滨正式成立警察总局,从俄国人手中收回了大部分警权。
协约国进行共同干涉期间,中东铁路被纳入国际共管,但实际上主要由中国进行管理。1920年,协约国陆续从俄国撤兵,中东铁路的国际共管局面即将结束。由原沙俄政斧任命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为了对抗曰本人扶持的谢苗诺夫政权,公开发布告示,宣称由他负责中东铁路范围内“俄民之国家统治权”。
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立即向霍尔瓦特发出通牒,中东铁路完全属于中国领土,绝不容有第二国施行其统治权。在中央支持下,双方展开十余次谈判,中方工人开始全面罢工。当霍尔瓦特计划调动俄国护路军镇压罢工工人时,鲍贵卿向他发出最后通牒:俄军俄警的武装必须一律解除。霍尔瓦特试图反抗,但鲍贵卿迅速派出军队,强行解除了俄国护路军及哈尔滨市俄[***]警的所有武装。这是近代史上中[***]队第一次依靠武力收回国家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