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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内田康哉这么说，西园寺公望和其他人的脸色顿时变得很复杂，不过总的来说在里面喜色还是比较多的。毕竟现在的东京什么都缺，能多一点救命物资的话，都能多救下一个人来。
然而西园寺毕竟还是比较眼尖，很快就看出内田康哉的脸色有些不对。
“还有其他的事情吗？”
“有…”
这么说的时候，内田康哉的脸上难看道。
“除此之外，中国人还要求我们保障中国在日人员的安全，还有，那些人员和物资全部都是用军舰运过来的…”
“军舰！”
西园寺公望和加藤友三郎等人的脸色一变。
对于物资上的援助，虽然对中国的感官不是很好，不过西园寺公望等人还是乐于成见的，毕竟这些援助都是日本急需的，而且还都不要钱。
至于保障中国人在日的安全？这个就比较困难了，因为现在各处都在救火，实在是没工夫去管那些中国人。不过现在中国已经是强于日本的世界第三大强国，再加上中国人也准备送一些救灾物资过来，看在物资的份上照看一下那些在日中国人也不是没有关系。
然而运送物资的是军舰…
暂且不提美国人的黑船事件，当年北洋海军给日本人带来的耻辱，直接造成了日本后来的奋发图强。而现在让中国人的军舰开进东京湾来？这绝不是西园寺公望等人所能忍受的。
“阁下，援助的物资也就算了，军舰的事情绝对不能答应！”
还没等西园寺公望对此表态，作为海军大臣的加藤友三郎已经大声道。虽然是刚刚上任没多久，但是这个时候加藤友三郎也不得不表态。
这时陆军大臣山梨半造也同样开口道。
“没错，而且谁知道那些中国人是不是来趁火打劫的！”
其实在场每个人都知道，中国人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派军舰来日本趁火打劫，不过让中国人的军舰开进东京湾，对日本政fu来说始终是一件无法接受的事情，所以其他人也都接受了山梨半造的观点。
其实在历史上，在日本关东大地震的时候，中国也曾经派出过军舰到日本来，为日本人运送一些急需的物资。
当时的中国政局，也如同日本一般，处在波动当中。这年6月份，在曹锟等人的逼迫下，大总统黎元洪被驱逐，而参与驱黎的国务总理张绍曾也随即辞职，依照法律规定，由内务总长高凌摄政，代理总理职务。
这一摄政内阁在日本大地震次日（9月2日），就立即派人前往日本驻华使馆表示慰问，展现了极其罕见的高效率。9月3日，内阁召集会议，外交总长顾维钧提出，对于日本震灾，“我国本救灾恤邻之义，不容袖手旁观，应由政fu下令，劝国民共同筹款赈恤”。
内阁一致通过了5条援日救灾决议：除了分别电令驻日代办张元节、驻神户总领事馆紧急调查灾情之外，拨款20万元援助日本，并要求“各省长官联合绅商地方团体组织日灾急赈大会，与政fu一致进行”，同时“派遣商船运送粮食药品，及红十字会赴日”。
当时令中国人柔肠寸断的日本，不久前还在令中国人咬牙切齿。
这一年，日本本应归还租期届满的旅顺、大连。旅大是由俄国在1898年强租的，租借期限为25年，正好在1923年到期。日俄战争后，日本打败了俄国，就继承了这个租约。但是，对于25年的租期，日本人并不满意，他们希望永久持有这两个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军港城市。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凯政fu签订“二十一条”，遭到袁世凯巧妙地拖延。在国际压力下，日本放弃了部分要求，最终以武力为后盾，逼迫袁世凯政fu签订了条约，这就是所谓的“民四条约”（民国四年签订），其中规定“将旅大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延长为99年”。
对于刺刀威逼下签订的“民四条约”，从袁世凯开始，中国历届政fu都坚决不承认其具备法律效力。在引发“五四运动”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也对此进行了力争，坚决否定“民四条约”的合法性。1922年年底，在旅大租期即将届满之前，中国众议院、参议院先后通过议案，重申“民四条约”无效，得到无数民间团体支持，要求中央政fu尽快对日交涉，收回旅大。
同时在民间，也展开了抵制日货的各种活动。
然而在地震的消息传到中国后，在北洋政fu的号召下，全国人民积极响应。进入民国之后一直分崩离析的中国，出现了罕见的凝聚力，上下一心、南北协力。
上海总商会决定，“购办面粉一万包，米三千包”，并垫付611万元，由顾馨一、荣宗敬购置面粉及装船，虞洽卿办理报关。招商局则派出“新铭”号轮船免费运送。他们的效率非常高，在9月3日当天，满载着面粉和大米等第一批救灾物品的“新铭”号，就起锚驶往日本，这成为日本接受到的国际第一笔援助，也成为与美**舰同时到达的第一批国际船只。
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理事长庄得之、医务长牛惠霖，亲自率领“男女医士四人，救护员八人，书记会计各一人，女看护士四人，队役四人，现款二万元，药料等品十余大箱”，于9月8日乘日轮皇后丸起程前往日本东京参与赈灾工作。这是到达日本灾区的第一支国际医疗救援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