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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门摊税”，也就是货品堆放许可税，每三个月缴纳一次，由本地商会自主收缴后转交给地方衙门——这项税收因为是由本地商会自行负责，所以管理较为松懈，税收数额自然不会很大。
以上这三样税收，皆属正常，不仅数目不大、而且比例不高，对商人们而言，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压力。
可以说，若是只有这三项税收的话，那么明朝的商人们也不会为了避税而挖空心思的纷纷走私了。
事实上，对于明朝商人而言，其它的几项税收才是他们的压力来源。
比如“抽分”，也就是“特别商品税”，原本是由工部负责征收，对木料、竹子、铜铁、煤炭等等建筑用料进行特别征税，税收比例不高，涉及范围也不大，并不会对商人们造成太大的影响。
然而，到了明朝中后期，地方衙门纷纷私自扩大了“抽分”的收税范围，什么商品需要缴税、又需要缴纳多少税银，皆是由地方税官自主制定，不仅随意性很大，而且不同地方的重复收税现象也十分严重。
又比如“过路税”，大都是由地方衙门与皇庄宦官们私设的关卡对过往的商队进行征税，“过路税”虽然不高，但因为类似的征税站实在太多了，两座相邻城市之间往往会出现两、三个征税关卡，在积少成多之下，商人们的负担自然是极重。
此外，中央与地方的各级衙门，也常常会强行向商家无端征税，美名其曰“捐献”，比如漕运的“济漕费”、又比如军队的“助饷银”等等，不仅花样繁多，而且颇是频繁，让明朝商人们不胜其扰、烦不胜烦。
至于各地吏役在征税时的暗中索取、克扣、罚款、卡拿、强迫捐献等等情况，就更为普遍了，吏役们索取无度之下，甚至还会对商人们的自备粮草、拉货的车马、以及身上衣装进行征税，明朝的税收情况之恶劣，由此可见一斑！
总而言之，虽然明朝至始至终都奉行着“低税养民”的政策，但政策要由人来执行，由于税收的多少与地方吏役的收入相挂钩，实际上的情况却是赋税沉疴、横征暴敛，商人百姓们皆是怨声载道！往往价值百两银子的货物，从江南运到京城就需要缴纳二三百两银子的税银，不仅商人们无利可图，也增加了寻常百姓的生活成本，这样一来，徽浙商人们热衷于走私，也是无奈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