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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温阮的答案是“上行下效”。
按照肖温阮的看法，下层官员的品性作风是由上层官员所决定的，上层官员的品性作风则是由皇帝本人所决定的！所以，只要是帝王本人英明坚毅、重用贤臣，被贤明帝王所重用的贤臣也就会随之重用那些清廉实干的下层官员，最终就可以由上而下的改变朝廷风气。
肖温阮担任太子太师之位多年，朱和堉的性格与观念皆是深受影响，从前也一直都是按照肖温阮的教导而行动的。
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处处碰壁、事事不成。
赵山才的答案，则是“用之有方”。
按照赵山才的说法，朝廷里既有贪官也有贤臣，乃是帝王的权衡之术，一味重用贤臣不可取，一味重用贪官也不可行，有些事情还必须要那些不折手段、没有底线的贪官才能办成，一个英明的帝王就应该放大臣子们的长处、压制臣子们的害处，这样才能造就王朝盛世，于国于民都有好处！
肖温阮过世之后，朱和堉就陷入了迷茫期，赵山才的出现就好似让他寻到了指路明灯，他的想法观念也逐渐被赵山才所改变，这种改变略显缓慢，却一直都在持续着。
但这般改变的最终结果，却是众叛亲离、权势大损。
与赵俊臣达成结盟之后，朱和堉也忍不住向赵俊臣询问了同样的问题。
而赵俊臣的回答，却是与肖温阮、赵山才二人截然不同。
赵俊臣的答案很悲观，他认为官场上贪官污吏的出现是不可能改变的，这不仅是吏治问题，更还是人性问题，甚至是世人所共同造就的社会环境问题，无关于制度与国情，古今中外皆是如此！
但赵俊臣随后又表示，明朝在思想教化、选拔渠道、官纪监督等方面都做得很差，吏治之弊虽然是不可能彻底根除，但还是有机会改善的。
就以教化为例，明朝的读书人一向是只读四书五经，史书工笔也只是记载着历朝历代的帝王功过，这种教育模式下的读书人有没有学到忠孝廉耻尚且不知，但肯定是没有学到爱护百姓的道理，当他们担任了朝廷官员之后，指望他们爱民如子自然是绝无可能，即使是偶尔出现几位怜惜百姓的好官，也只是因为他们的良心尚存，而不是缘于他们的自幼养成的观念，但“良心”二字往往是最难以承受考验的。
说根到底，就算是那些出身于寻常百姓人家的读书人，他们通过科举迈入官场的目标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造福百姓，而是为了彻底摆脱自己寻常老百姓的身份、迫不及待的走向寻常百姓的对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