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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与钱有关。
在革命军北伐之前,广州国民政府就开始接受苏联援助,至今年三月,援助总额累计已有三千万金卢布。没有这笔钱,就没有北伐,凭国民政府每月那点财政收入,也就勉强能支撑起行政开支,根本养不下多少军队,也打不起仗。
然而,国民政府窝在广东时,苏援加上自征财税,或许够用,但当北伐战争开始,革命军横扫南方,迅速攻占湘鄂闺赣苏淅皖七省,期间又大肆扩充军队,虽征税范围扩大,各方面开支却增长更多,这时苏联的援助虽还没停,但每月拨过来的那点款项,面对天文数字的支出,实际已是杯水车薪,远不如当初重要了。
在历史上,北伐被称为“军事北伐,政治南伐””意思很简单,即是说北伐军事上是胜利的,但政治上却是失败的。大革命浪潮虽推翻了北洋政府,但北洋军阀各自为政的局面,却又被国民政府继承,并没有形成统一的集中的牢固的稳定的中央权力。
这种局面下,国民政府虽看似掌握整个中国南方,但地方税收却流失严重,大部分都被各省实力派截流,上缴到中央的自然少之又少。然而,如果一个政府没有稳定的财政收入,也很难想象其政权能够稳固,更何况,目下的国民政府还不是唯一政府,面临的政治及军事挑战仍多,没钱的话,什么事都很难办,北伐不一定还能往下继续。
武汉的国民政府需要钱,国民党右派及蒋介石也需要钱,实际自双方对立趋于公开化与白热化后,已演变成谁能掌握财源,谁便更能掌握主动的局面。
武汉方面是左派当权,政策更具革命性”这在当前来说”实际也代表它更难以筹措财源,因为需要减税除捐。当然,捐税实际减没减,这很难说清楚,但由两湖流入中央的税款确实在直线下降,而且更可怕的是,过火的安民运动基本上摧毁了乡村经济,经济一停滞,能收上的钱自然更少。但幸好还有金卢布,这使武汉方面虽捉襟见肘”但还未到难以维系的地步。
蒋介石就差得多,如果找不到新财源,单凭武汉拨款及截流税收,只军费一项就能把他作难死。但恰在这时候,秉持列强意志的虞洽卿出现了。
北伐初期,英国实行强硬干涉政策,倾力扶持吴佩享,以巩固其在长江流域的利益:日本想利用奉系重组北京政府,造成至少独占北方的局面:美国则表面追随英国,实质观望”其如意算盘是:如果北洋胜利,则可借英日之手消灭中国革命”司时削弱直奉的军事力量;如果北伐向北发展,则可借革命军之手驱逐英日势力,司时从革命阵营中寻找自己的代理人。
后来,随着吴佩享、孙传芳被革命军打得落花流水,英、日两国的政策也开始调整,变得和美国趋于类似。
去年冬天,虞洽卿的南昌之行,就是这种政策的产物。虞洽卿既是荷兰银行的买办,又经营钱庄、投资银行”兴办航运公司,结交三教九流,司时他又和孙中山、蒋介石关系匪浅,这样一个八面玲珑、手眼通天的人物,自然是列强“面试。”蒋介石最合适不过的角色。蒋介石有心清党,无钱,与虞洽卿自然一拍即合”通过了列强的面试。
汉口及九江租界,被领导两地民众收回后,**各国租界也在大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但**是列强绝不能放弃的”一旦放弃,他们在通商口岸的地位和权利便很可能全部损失。而这时”对于代表列强利益的**国际银行家们来说,他们的头等大事,便是动员中国买办阶级,倾力绞杀中国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