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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浑身痛得厉害,特别是嘴角和面部,还有右边的胸部就跟用尖刀剜着挑着似地。我才知道我的面部和嘴角,还有右胸部都负了伤,鲜血已经把我穿着的四层衣服都浸透了。正值午后时分,天气异常地炎热,热得我都有些喘不过来气了,热得我的嗓子眼都要冒烟了。
于是,我就对旁边站着的苏军士兵说,‘同志,给我喝点水。’我的话刚落音,就听旁边有人在用十分吃力的口气挣扎着对我说。说,‘别叫他们同志,他们是我们的敌人。’我一听这话,才发现对我说话的是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像记者温炳林。他腰部贯穿,伤得很重,浑身是血,但他的脑子依然清楚。听着这话,我感到十分地羞愧:我怎么敌我不分,把苏修敌人称为同志?
在我们的旁边还有两位被苏联人抬着的伤员:一位是裴映章,这位38岁的副站长伤势最重,脖子被子弹贯穿,浑身已被鲜血浸透,但他始终没有发出一点声音。还有一位是老兵景长雄,他的脑部伤势严重,不停地喊着‘水、水、水’,显然,他已处在半昏迷状态。
苏军士兵用一个杯子给我端来了水,扶起我要让我喝水。我实在是干渴极了,嘴唇上都干得脱着皮,喉咙眼干得话都说不出来了。可是,温大哥刚才说的话在我耳边回响着。我想到了《红岩》中的江姐和许云峰那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就紧闭着嘴,坚决不喝敌人的水。
温记者见我不喝敌人的水,就一边剧烈地呵漱着,一边用表扬的口气对着我说,‘小伙子,好样的。坚持住,要和苏修斗争到底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我对这位比我大十岁的温记者十分敬佩,觉得人家的思想觉悟就是高,革命立场就是坚定,我要向他学习。我就用坚定的口气回答着说,‘我知道了,我一定要和苏修斗争到底。’
不一会,来了一趟列车,我们就被抬到了火车上。被抬上列车的还有几十名苏军的伤兵。火车在无边无际的群山中和林海中行驶着。我也在晕晕乎乎的昏迷中沉睡着。我浑身疼痛,不能动弹,可是我的思想比我的伤痛更加痛苦。我真没想到我会被俘,而且,没有以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遗憾啊,痛心啊我真想快快地死去,否则,要是还让我活着,让我拿什么脸面去见我的战友和亲人?
火车咣当咣当地在没日没夜地开动着,好象永远也到不了终点似地。不知过了多久,列车终于到站了。我看到我和三名战友,还有几十名苏军伤员一起被从列车上抬了下来,又抬上了军车。军车把我们拉到附近野战机场,就被送上了一架大型的直升飞机。直升飞机一直飞了大约一个来小时才慢慢地降落,然后,我们与苏军伤员一起被军车送到了一家很大的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