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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我的病情还依然严重,也许是这些天来一直都睡在床上,所以,当我刚从床上下来时,就感到眼冒金花,头晕目旋,在地上站不稳,象要昏倒在地,但我硬是扶着床边,让自己不能倒下。苏联军人见我脸色苍白,身子虚弱,满头汗水,就示意让我先坐下休息一下。可我却说,‘不用了。’
苏联军人围绕在我身边,带着我从病房里出来。我象许云峰和江姐赴刑场一样,做出一副大义凛然和视死如归的样子,扶着楼梯的扶手,从三楼一步一步地下着楼梯。下到了一楼。我看到在一楼的门口,停着两辆军用吉普车。他们让我进到了前面那辆吉普车上,旁边分别有人在看着我。
车在空旷的原野上行驶着,我就想着他们会怎样来审讯我。我看过许多敌军审讯革命者的电影,其中对《在烈火中永生》的印象最深。敌军审讯革命者时总是无所不用其极,钢鞭抽,烙铁烙,坐老虎凳,灌辣椒汤,这些都是少不了的。对这些,我能撑得住吗?我不住地问自己。但我告诫自己:哪怕就是皮开肉绽,粉身碎骨,都不能屈从低头。反正我早就不想活了,如果真是让他们打死,我也如愿了。如果真地受到酷刑折磨,我就要打碎房间墙壁上的灯泡,触电身亡。这个想法是我偶然看到墙壁上的那个灯泡时想起的。因为我在学校上学时,就有个学生因为不懂电,用手触摸了电源给电死了。
“车行驶了大约四十多分钟,进到了一个军事驻地。里面到处都是军人,还有许多大小军车。车停在了一栋大厦前面。军人让我下车,就带着我进到了大楼里面。从大门进到过道,在过道上走了几十米,又拐了一个弯,进到了一个房间里。
出我所料的是房间里并没有那些给受审者用刑的刑具,也没有那种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气氛。房间并不很大,就跟平常的办公室差不多,摆着一张办公桌和几把椅子。办公桌对面有一把受审讯者坐的椅子。但房间里还套着一个房间,但里面的房间关着门,有个窗口朝着外间。通过窗口,看不见里面,但我想里面肯定能看到外面。
军人们把我带进审讯室,便立在一旁。那个负责的中年人指了指对面的椅子,示意让我坐在那里。我就坐在那把椅子上,把头扬得很高,看他们怎样审讯我。不一会,又有一个职位比较高的年轻军官进到了屋里,往主审的椅子上一坐,向其他人点了点头,示意审讯开始。我也感到屋里的气氛开始沉重起来。
主审开始向我问话,坐在旁边的翻译就给我翻译着。
‘你这样小,还是个孩子,一定很想爸爸妈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