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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我的病情还依然严重，也许是这些天来一直都睡在床上，所以，当我刚从床上下来时，就感到眼冒金花，头晕目旋，在地上站不稳，象要昏倒在地，但我硬是扶着床边，让自己不能倒下。苏联军人见我脸色苍白，身子虚弱，满头汗水，就示意让我先坐下休息一下。可我却说，‘不用了。’
苏联军人围绕在我身边，带着我从病房里出来。我象许云峰和江姐赴刑场一样，做出一副大义凛然和视死如归的样子，扶着楼梯的扶手，从三楼一步一步地下着楼梯。下到了一楼。我看到在一楼的门口，停着两辆军用吉普车。他们让我进到了前面那辆吉普车上，旁边分别有人在看着我。
车在空旷的原野上行驶着，我就想着他们会怎样来审讯我。我看过许多敌军审讯革命者的电影，其中对《在烈火中永生》的印象最深。敌军审讯革命者时总是无所不用其极，钢鞭抽，烙铁烙，坐老虎凳，灌辣椒汤，这些都是少不了的。对这些，我能撑得住吗？我不住地问自己。但我告诫自己：哪怕就是皮开肉绽，粉身碎骨，都不能屈从低头。反正我早就不想活了，如果真是让他们打死，我也如愿了。如果真地受到酷刑折磨，我就要打碎房间墙壁上的灯泡，触电身亡。这个想法是我偶然看到墙壁上的那个灯泡时想起的。因为我在学校上学时，就有个学生因为不懂电，用手触摸了电源给电死了。
“车行驶了大约四十多分钟，进到了一个军事驻地。里面到处都是军人，还有许多大小军车。车停在了一栋大厦前面。军人让我下车，就带着我进到了大楼里面。从大门进到过道，在过道上走了几十米，又拐了一个弯，进到了一个房间里。
出我所料的是房间里并没有那些给受审者用刑的刑具，也没有那种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气氛。房间并不很大，就跟平常的办公室差不多，摆着一张办公桌和几把椅子。办公桌对面有一把受审讯者坐的椅子。但房间里还套着一个房间，但里面的房间关着门，有个窗口朝着外间。通过窗口，看不见里面，但我想里面肯定能看到外面。
军人们把我带进审讯室，便立在一旁。那个负责的中年人指了指对面的椅子，示意让我坐在那里。我就坐在那把椅子上，把头扬得很高，看他们怎样审讯我。不一会，又有一个职位比较高的年轻军官进到了屋里，往主审的椅子上一坐，向其他人点了点头，示意审讯开始。我也感到屋里的气氛开始沉重起来。
主审开始向我问话，坐在旁边的翻译就给我翻译着。
‘你这样小，还是个孩子，一定很想爸爸妈妈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