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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部队干部牺牲的抚恤金是补发6个月的工资,再补加一次性抚恤金280元。这样算下来,干部遗属能领取五六百元的抚恤金。战士牺牲的抚恤金是三百元,由当地民政部门发放。由于塔城与内地路途遥远,很多烈士的家属没有来现场参与辩识。主要是烈士遗体肢体不全,高度腐烂,不宜让家属辨识。
可是,这时候那个同乡战友又来信说我没有死,被苏联人抓走又放回来了。我爹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慌了,因为我人没死,可公家给的抚恤金已经花完了,这不是在骗取国家的钱?好在人还活着,钱就不是问题。所以,我爹当天晚上就乘火车来了新疆。
当时火车只通到乌鲁木齐。乌鲁木齐离塔城还有600多公里。军区竟然出动了直升飞机把我爹从乌鲁木齐接到了塔城军分区。当我父亲从直升飞机下来时,看着迎接我爹的士兵‘拍’地一立正,毕恭毕敬地给我爹敬礼,把我爹称为‘英雄的父亲’。这种郑重而有力的行礼只有在战士们见到了重要的首长时才行使的。这让我感到非常地激动,觉得自己给家人争了大光,觉得过去受的伤和吃的苦都是非常地值得。
10月1日,我又被军分区派去乌鲁木齐参加建国二十周年大庆,并被安排在军区总医院进行疗养。那天下午,我刚做完报告,就见一个熟悉的面孔来到我的面前,对我说,‘袁国孝,你现在是咱们军区的大英雄了。’我一看是我们边防站的卫生员丁殿勋,就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这是组织给我的荣誉。可我还是普通一兵。’
他因伤病刚从塔城军分区医院转到军区总医院住院。因为我们俩人都只有17岁,是战友,又是病友,所以,就有许多的共同语言。他显得有些恢心,说,‘我真倒霉,因为受伤没能参加这次战斗,别的战士都立功受奖,可我连个嘉奖都没有。’说着,便长长地叹着气。我安慰着他说,‘你还年轻,又懂得医学,以后会大有前途呢。’可他还是很悲观,说,‘有啥前途?那象你现在都是军区有名的大英雄,跟珍宝岛上的孙玉国一样,过不了多久,就能当上排长连长,再不用回到农村老家了。’
我当然也有这种期望和憧憬,但我知道我跟孙玉国还不一样,人家是真正的英雄,是跟苏联人硬碰硬打出来的,而且是打了胜仗,为国家立了大功,争了大光。而我是被苏军俘虏的,所以,从这点来说,我就不能跟孙玉国比。我问他以后啥办。他摇了摇头,说,‘我也不知道,只能回部队好好干吧。’
我在军区总医院疗养了二十多天,到了十月下旬,军区派我去托里做巡回报告。我就带着父亲一起去了托里,进到了烈士陵园,看到一排两行的烈士陵墓,我数了数一共是28座。我们在无名高地上有26个人,牺牲了25人,还有3名记者也牺牲了,我是个唯一的幸存者。他们中最大的是裴映章副站长,37岁。最小的是和我一起从河南柘城县来的8名新兵战士,他们只有17岁。他们是第一次上战场,也是最后一次上战场。在这些烈士中,除了三名记者被追记一等功,其他人都被追记为二等功和三等功。我也被记为二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