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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这点小小相争，于皇家相比，就实在不算什么了。
自那日得杨千叶一语提醒，再加上自已的分析判断，李承乾越想越觉得自已的思路是正确的。国家既立，便当以文治为主。而李泰一向扛着弘文的大旗，他想效仿，都嫌丢人。可如今不同了，在御前，李泰可是旗帜鲜明地拥戴武将的，固然他心中很可能仍然倾向文治，这么说只是为了取悦那些武
将，毕竟他魏王府上正开着弘文馆，并广招天下英士呢。
但客观上，却给自已创作了一个机会，或者说是一个借口。
这时候本太子大兴文治，你们总无话可说了吧？而且还正投父皇所好。
不几日，李承乾便在几位老师的教导下，洋洋洒洒地写下了治国方略三篇，第一篇主论刑狱的设置与作用。这可是属于教化、文治的内容，是为国家设立规则。
李世民看后批了几个字：“先论刑狱为重，深得经邦之要也！”
虽然从汉代开始，儒家就已独霸学术论坛，儒家思想也确实深入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但是法治从来没有被统治者们忽略过，能坐到这个位子上的人，自然明白法的重要。
得了父皇的考语，李承乾大喜，这是有多久没得到过父亲的褒扬了？李承乾跟打了鸡血似的，马上请自已的老师孔颖达撰《孝经章句》，又请大儒颜师古注班固《汉书》，完稿后再度上表，李世民对此也很欣赏，将这两本书藏进了宫廷秘阁，并赏赐了颜师古缎二百匹、良
马一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