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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朝历代的士大夫都如苏兄此般想，可历朝历代所谓的太平盛世也不过昙花一现，可曾长久过？苏兄所言有道理，可做什么事情都要有度，过之尤不及也。王相的新政是有很多不足之处，但有一点是非常可贵的，它确实对大宋有益处。只要能弥补缺陷，边患可解、内忧亦可解。乡户可役、士大夫可取乐，然乡户轻役、士大夫慢取乐，则国之昌盛，内外无忧，何乐而不为？”
洪涛惊诧的倒不是苏轼所言的真理，而是他说这件事时候的态度。那真叫理直气壮，一点没有做作。再看李公麟的德性，他也在不停的颔首表示认同。
虽然只是他们两个人，但从中也不难想象，朝廷里那些旧党官员恐怕也是这么认为的。还有更多在野的士绅和学子们估计也是这么想的。
这不是苏轼的创造，也不是他反动，而是这个时代的普遍价值观。王安石那一套打压利益集团，从他们嘴里抢肉的新政才是价值观不同的异类。
那这个价值观有错吗？本质上来讲一点错都没有，从古至今剥削这个事儿就一直没消除过，不管是什么制度、什么主义，无非是轻重和方式上有差别。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更让洪涛发愁，那就是家国的概念。以苏轼、司马光、欧阳修为代表的这类古代知识分子并没有很清晰的国家观念，他们尊重的只是这套习得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的制度。
假如辽国也遵循这套制度，那他们完全可以去当辽国的臣子，继续家族的荣耀和自身理想抱负的追求，至于说御下之民到底是谁他们根本就不在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