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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认为从柏拉图开始，便错误的把‘存在’等同于一切存在者，西方哲学在这一错误上越走越远。他认为只有‘自我’是‘此在’。
不得不说，自由派，西方叫个人主义，在人生观上推崇自由有其精彩之处。自由这个观念应被儒学人生观所包容。
古往今来，中国的儒家学者研究的是人性论顺从社会观，可他自己经常跳出这个研究范畴，表现出一丝虚伪。试问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又有几个人能全做到。编写礼记的大戴都感叹：完全按礼记行事，连孔子他老人家也做不到。
食不语，寑不言，十不吃。从起床到睡前儒学都管了。只为社会服务的‘君子’不存在。（所以‘礼’应该被大面积删砍，只要符合‘人的利益’即可）
而西方学者研究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关系，所以什么事都要跳进这个研究之中，先验自我。‘我’不适应就是所有人不适应，显示出过分的狭隘。
玄学家将《老子》和《庄子》并举，以无为本，开启了中国的自由学说。当然还很不完善，也没独立发展下去，但对儒、道、佛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当然任何的学说都是有瑕疵的，玄学的缺点也很明确，我们在玄学的人性论中在讨论。
王弼的以无为本成为玄学主流的世界观。
玄学的世界观还有裴頠的崇有论，但其影响不大。裴頠的崇有论在一个极短的时期内显得很有影响，是因为他是那一个时期的权臣。影响最大的还是王弼的以无为本。
由于裴頠是贾后最有才华的亲戚，裴頠曾在政坛红透一方。王衍、乐广为当时玄学界的南山北斗。他们从心里反对裴頠的学说。裴頠反对王弼、何晏的无中生有论，乐广认为才三十岁的裴頠可能成为长期的执政者，持有这种观点非常危险，便主动跑去与裴頠辩论十几次，希望他改变观点。精于事故的王衍一次也不参加，但他非常关心此事，每次辩论后，王衍都要仔细询问乐广关于辩论的细节。很多年以后王敦也批评过裴頠，认为他甚至比庾亮差的太远。这当然是在裴頠死之后。由此可见，裴頠的崇有论影响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