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节 巴拉克的秘密（第2 / 2页）
裴秀在地图学上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第一次明确建立了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理论。他总结我国古代地图绘制的经验，在《禹贡地域图》序中提出了著名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制图理论--”制图六体”。
所谓“制图六体”就是绘制地图时必须遵守的六项原则，即：即分率（比例尺）、准望（方位）、道里（距离）、高下（地势起伏）、方邪（倾斜角度）、迂直（河流、道路的曲直），前三条讲的是比例尺、方位和路程距离，是最主要的普遍的绘图原则；后三条是因地形起伏变化而须考虑的问题。这六项原则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把制图学中的主要问题都接触到了。
这是中国古代唯一的系统制图理论。直至今天地图绘制考虑的主要问题除经纬线和投影外（星际旅行中还增加了宇宙维度等），裴秀几乎都扼要地提到了。这些都是世界地图学史上划时代的创新，已经包括了现代化制图的基本要素。这在自然科学不发达的两千多年之前，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贡献。它是绘制平面地图的基本科学理论，在中国地图学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世界地图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西晋初年，是人才辈出的时代。除了地理学家裴秀，还出了左思、陆机等一批著名的文学家外，此外在其他领域也出现了不少杰出人物，对中国乃至全球古代文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所有的这些文明与晋武帝司马炎开明的文化政策和人才保护措施是分不开的。
地理学家裴秀，也是晋朝的尚书令。裴秀的旧交郝诩给他人写了一封信，说：“尚书令裴秀是我的老相识，你如有什么事要他帮助关照，我给你去说说，这点面子他总会给的。”于是，有人将信作为罪证告到晋武帝面前，说裴秀假公济私。晋武帝为裴秀辩解说：“别人求裴秀办事，是别人的事，裴秀怎能预先防止呢？况且假公济私还没有成为事实，裴秀有什么罪呢？”不久，司隶校尉李熹又告发说：“刘尚替裴秀强占官田，裴秀有罪，应该关押！”晋武帝又给他开脱说：“强占田地罪在刘尚，为何要关押裴秀？”晋武帝的公正无私，不信谗言，使裴秀在地图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双名中的虚字确实比较特殊。南北朝是最重视避讳的时代之一，但之、道、僧等人名用字不在避讳之列。
陈垣指出：“晋王羲之子知名者五人：曰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徽之子桢之，献之嗣子静之。祖孙父子，皆以‘之’为名，不以为嫌也。宋王弘子僧达，孙僧亮、僧衍，从子僧详、僧绛、僧虔，从孙僧佑，叔侄皆以‘僧’为名，不以为嫌也。”
这就说明，之、道、昙、僧、灵等虚字，主要是作为双名中的信仰点缀。由于这些字并不具有实际人名功能，所以不需要避讳。由此可以认为，带有这类虚字的人名，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双名。
东晋南朝社会虽然强调身份制，但士族社会与民间社会之间并不能完全隔绝。在士族社会的人名系统中，单名和字共同构成一个身份性的雅名，与此同时，小名的使用却具有民间性。
如司马攸小名桃符，梁武帝小名练儿，其子子卿小名乌熊。此外，还可以举出镇恶、桃枝、道民、灵宝、法生、法真、蛮奴、客儿、蟠龙、社客等小名。这些小名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俚俗色彩和信仰表达意涵，如道教色彩的道民、灵宝，驱鬼辟邪的桃枝、桃符、镇恶。从性质上说，这种做法与士族人名中的“之”、“僧”、“道”等信仰性虚字是相似的。士族社会中虽然没有直接以小名为人名的情况，公开场合中称小名则很常见。司马昭喜爱司马攸，常呼其小字：“此桃符座也。”有人曾当面称桓伊小字说：“此桓野王也。”除了小名，前面曾谈到汉魏人名中带有虚字“阿”的人名是很常见的。六朝士族社会也延续了这一习惯，如称吕蒙为阿蒙，王子敬为阿敬。“阿”是一个非信仰性的虚字。
因此，爱屋及乌，巴拉克对晋武帝也颇为欣赏。
东晋桓豁诸子的命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晋书》卷74《桓彝传附子豁传》：“初，豁闻苻坚国中有谣云：‘谁谓尔坚石打碎。’有子二十人，皆以‘石’为名以应之。唯石虔、石秀、石民、石生、石绥、石康知名。”桓豁诸子名字里共有的“石”字，据称是为了契合前秦谣谶。而要想在人名中体现“坚石打碎”这一谣谶的话，在当时流行的单名基础上增加一个“石”字，是最为方便的。这应当是流行于民间社会的双名，逐渐为士族社会所接受的功能性基础。当人们发现在人名中增加一个字可以更丰富地表达愿望之后，虚字也就逐渐超出了信仰和口语层面。上层人名由此突破了东汉以来的单名惯例。
不过从这一点来说，传说中德语巴拉克一词，源自古巴比伦语“balthasar”，意即“上帝保佑他的生命”，如果把巴拉克看作一个单的虚字‘僧’，从性质上说，巴拉克这种有宗仰色彩的虚名，与士族人名中的之、道、昙、僧、灵等信仰性虚字倒是非常相合相似的。
只不过不同的是，没有人知道这位经植入后克隆复生的身份显贵的晋代士族究竟实名是什么，否则的话，如果已知他真名为车，那么巴拉克.晋.11叫做巴拉克车.晋.11更为准确。
或许是因为从事地理工作，出于对全球地理学家之先祖晋国裴秀的仰慕，巴拉克对晋代历史有着特殊的偏好。
西晋时，中国出现了一位著名的地理学家、制图理论家裴秀（公元223-271），李约瑟称他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与欧洲古希腊著名地图学家托勒密（ptolemaeusclaudius，约公元90-168）齐名，是世界古代地图学史上东西辉映的两颗灿烂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