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十年展望：在控制风险前提下努力向新常态转换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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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透视

根据最新数据，并考虑新近出现的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较大影响的结构性变化，在2013年报告的基础上，我们对中国未来十年经济增长展望做出了调整和更新。其中，2014年经济增长由8.1%下调到7.5%，2015年由7.8%下调到7.3%，未来十年平均增速由7.1%下调到6.5%。与此同时，消费率将继续快速上升，将由目前的50%左右上升至2023年的60%以上；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由目前的46%左右上升至2023年的57%左右。

2014年是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启动年，国际环境有望略有改善，世界经济总体呈趋稳态势，新兴经济体相对减速格局仍将维持，国内需求增长面临下行压力。预计中国经济增长7.5%左右，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3.2%左右。中国经济仍处在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过渡的阶段，维持7%～7.5%的GDP增速，既有利于为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相对宽松的宏观环境，也有利于逐步增强微观主体对中速增长的适应能力。

流动性风险、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压力与产能严重过剩问题，成为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四大突出风险。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传递、相互助推，极容易引发系统性经济危机。新一轮改革的重启，其实已经开启了“改革与危机的赛跑”。如何在推动有效改革与防范风险、避免爆发危机之间寻求平衡，成为决定这场赛跑结局的关键。

新变化与未来十年增长展望

对长期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有较大影响的新变化

无论是从国际比较角度，还是从当前自身经济基本面正在发生的变化来看，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段非常重要的结构转型期。这表面上是经济增长速度的转换，实质上是经济增长动力的调整与转变。一些近期正在发生或即将出现的现象，可能对中国经济未来中长期增长和结构转型产生较大影响。

资本的边际回报出现下降趋势，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

一直以来中国经济高投资率和资本高回报率并存的现象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清华大学的白重恩、钱颖一和芝加哥大学的谢长泰（2007）用非常简单的方法估算中国总的投资回报率，他们的研究发现上世纪80年代到2005年，投资回报率基本上在15%以上；其中1994年以后虽然出现了阶段式下滑，但是之后仍然保持相对稳定。然而本文利用白重恩等人类似的方法具体的方法参见白重恩等（2007）。测算最近一些年份的资本回报率发现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采用了更低的折旧率，本文测算的资本回报率整体要比白重恩等（2007）的测算结果低3～5个百分点。2008年以后出现了重大变化，资本回报率较大幅度地下滑，由以前的17%左右下滑至13%左右，而且存在继续下滑的趋势。

通常不考虑经济开放性，如果没有持续的技术进步，高的投资率一定会导致投资回报率的快速下降。对中国这样持续的高投资和高资本回报，宋铮等人（2011）从新古典模型要素配置的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认为资本和劳动由国有企业流向私营企业的再配置是中国长期保持高资本回报率的重要原因，一旦转型结束，资本的增长就会引起投资回报率下降。当然综合来看除了这种资源的再配置外，持续的技术进步同样也是保持高资本回报率的重要原因很多研究表明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增长率达3%左右。近些年投资回报率的下滑则说明资源再配置的边际空间在下降，或者是技术进步的速度在下滑。这意味着投资增长难以继续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了。从长期来看，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技术进步，是未来提升中国要素生产率和改善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

劳动力成本持续不断上升，传统低成本竞争优势日渐式微

反映了过去十多年实际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上涨速度，可以看出除了个别年份劳动生产率上涨速度超过工资上涨速度，绝大部分年份工资上涨得更快。还给出了2013年各地区最低工资增长率与前7年平均增速的比较，可见大多数省份最低工资增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这些都说明劳动力成本正在加速提升。我国的相对竞争力在不断下降。根据2013年发布的统计数据，2012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这预示着中国劳动力供给不断增长的局面已经开始出现转折性变化。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这一趋势将会延续下去。从长期角度来看这种劳动力成本的较快上升趋势将改变传统的比较优势，对中国未来经济结构变化产生较大影响。

提高非贸易部门效率对整个经济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过程就是一个结构变化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与其他成功的亚洲经济体一样，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极大地推动了工业化进程，促使了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快速转化，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相对于非贸易部门来说，贸易部门的快速增长才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撑。从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表现来看，也正是因为外部需求的下降导致了贸易部门增长速度的迅速下降，进而导致整体经济增长速度较大幅度的下滑。然而随着工业化进程趋于完成，加之国际经济的持续低迷，近年来非贸易部门这里简单将工业部门作为贸易部门，将服务业部门作为非贸易部门。的比重越来越高。金融危机之后，服务业的比重已经开始超过工业的比重，2013年服务业的比重已经超过第二产业。简单地看，这意味着非贸易部门已经接近或者超过贸易部门。因此非贸易部门将越来越成为提升整体经济效率的决定性部门。

乔根森（Jorgensen，2007）研究发现1990年日本与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的一半以上来自非贸易部门。与日本一样，中国与发达国家生产率的差距更多地表现在非贸易部门。给出了不同国家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TFP增长率的比较。可以看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两类部门之间的差距更大，换句话说，中国非贸易部门的生产率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从长期来看，非贸易部门效率的提升速度将越来越影响中国经济整体效率的增长。能否加快服务业部门的改革，促进服务业效率的改进，直接影响着未来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和增长质量的改善。

老龄化对中国经济未来需求和供给结构将产生较大影响

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也是发展中国家中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国家。截至2012年底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2020年将达到2.43亿，2025年将突破3亿。意味着未来十年左右我国将新增1亿左右的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人口老龄化形势将日趋严峻，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凸显。为此，2013年9月9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35号，以下简称《意见》）。

从长期来看，人口老龄化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产生影响：第一，对劳动力供给和储蓄产生不利影响，通常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劳动力供给下降，也会导致整体储蓄率的下滑。第二，对消费结构产生较大影响，与医疗保健不同的是，对于食品、衣着的支出，老年人要低得多。第三，对劳动力市场将产生结构性冲击，相对于其他服务业而言，养老服务业的专业程度要求较高，因而对专业技术水平较高的劳动力需求将增加。以上这些变化无疑将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结构转型。

研究框架的简单回顾

在我们2013年的研究中，系统地介绍模型的细节和具体的参数设定，给出了2013～2022年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的主要指标（刘世锦等，2013，第一章）。今年本部分将只简单介绍我们使用的长期模型框架，并结合一年来或者近年出现的可能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较大影响的变化，在2013年展望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和修正，对2014～2023年的主要经济指标给出新的展望。

本研究的长期经济展望采用的是用于模拟结构变化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与其他模型不同的是，这里除了考虑供给侧因素外，还着重考虑需求侧因素，并将这两方面的因素综合在一个完整的框架之中。供给方面的因素主要包括各种生产投入要素以及生产技术的变化，具体来讲即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需求方面的因素既包括国内的需求，也包括国际的需求，具体来讲包括消费、投资和出口。模型将投资的增长与需求侧的变化建立起直接的联系，综合地反映两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模型选取城镇居民新建住宅的增速、城市居民人口增速、出口增速、汽车保有量增速以及人均GDP五个指标分别作为影响投资需求的主要因素，同时利用后发追赶国家（日本、韩国和中国）的面板数据将这些指标与相应投资的增速进行回归，寻找投资变化的定量规律。然后通过需求侧的设定来分析未来投资的变化。

具体来讲该模型是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以前开发的递推动态中国CGE模型（DRCCGE）的基础上修改更新而成的关于模型本身更多的描述参见有关文献：李善同、翟凡（1997），“中国经济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翟凡（1997），“结构变化与污染排放——前景与政策影响分析”。模型包括34个生产部门，城镇、农村两组居民家庭，以及四类生产要素：资本、农业劳动力、生产性工人和专业人员。34个生产部门中包含1个农业部门、24个工业部门和9个服务业部门。模型的基年为2010年，数据主要来源基于2010年投入产出表编制的2010年中国社会核算矩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