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护送大院君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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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袁世凯第二次到朝鲜，在以往的众多著述里大都有着一个千篇一律的说法，既“护送大院君李昰应回国，籍以箝制闵妃亲俄投俄。”至于清政府与李鸿章为何要选在这个时候，为何要选派袁世凯护送大院君回国？又为何要以此箝制闵妃亲俄投俄（要知道，李氏对朝策略一直实行的是“以夷制夷”，甚至还鼓励朝鲜效仿此法）？这在众多著述里并没有对此有一个完整清晰的交待。即使有，却也多是如蜻蜓点水，略而概之，语焉不详。这也正是在上一章节中之所以用了一定篇幅述说第一次“朝俄密约”与“巨文岛事件”的原因所在。

因为，正是有了第一次，“朝俄密约”与“巨文岛事件”的发生，从而引发了清、英、俄三国在朝鲜半岛的一场冷战！更加之甲申兵乱之后，日人在朝鲜问题上采取了“退婴”政策”，这才导致了东亚国际关系的迅速转变。在这样一个列强纷争，云波诡谲的国际关系大动荡局势下，清政府与李鸿章这才决定释放大院君李昰应回国，继续对朝鲜实行“积极政策”，即一面与事大派和大院君李昰应结托巩固清国在朝势力，一面让大院君李昰应凭借“上国”之威“以父临子”，箝制闵妃引俄拒清。

若问这世上谁是最可怜的人儿，其当仁不让者怕是就数大院老头了。当初嫌大院老头有碍手脚时，没容商量就把人捉回大清，往保定清河道旧署衙那么一丢，从此几乎与世隔绝，鲜有问津，好象大院老头突然一下子于人世上蒸发了似的。眼下朝鲜半岛要有大事发生了，正愁无处施计之际彼老李忽又想起了此老李，乖乖里格隆，这不还窝住个“奇货”的吗！

事实上在此之前，鉴于朝鲜在东北亚地域所处特殊地理位置，其对于大清安全利益上的重要性，是当时清政府朝野内外之共识，正如李鸿章所涵概那样“即附我东三省之背，使大清岌岌不能自安。是朝鲜与我大清实有唇齿相依之势，不能无休戚相关之情”。“查朝鲜三面环海，其形势实当东北洋之冲，而为盛京、吉林、直隶、山东数省之屏蔽。……倘为俄人占据，与吉林、黑龙江俄境势若连鸡，形如附背，则我东三省及京畿重地，皆岌岌不能自安，关系甚重。日本近与开埠，阳为各国先容，而阳嗾朝鲜坚拒。其意甚叵测。

如今发生了第一次“朝俄密约”与“巨文岛事件”，清政府将如何处置朝鲜，朝廷内外颇有岐见：一是有人主张在朝鲜设立“监国”，全面掌控朝鲜内政外交。代表人物如张佩纶、张謇、袁世凯等；二是另有人主张收朝鲜为行省，改道为郡，全面吞并。代表人物如驻俄公使刘瑞芳、李鸿章幕僚姚锡光等；三是更有人主张宣布朝鲜中立或由清、日共同保护，代表人物如兵部右侍郎，驻英俄大臣曾纪泽，驻日公使黎庶昌等。前两种意见很是引起了朝鲜和西方各国的担忧，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一个本就似有非有，令人深感扑朔迷离的“朝俄密约”和一个小小“巨文岛事件”会让大清反应如此之大。尤其俄国，看到清政府和英国在维护大清与朝鲜宗藩关系上的默契和坚决，很是吃惊，不得不将对朝鲜的野心暂且收敛。至于后一种意见则是清政府与李鸿章坚决反对的，何况以上三种意见均为清廷朝中一些臣工的个人意见，而非主流观点。事关重大，李鸿章为此大伤脑筋。不过，经过综合来自多方面意见和观点，李鸿章还是决定释放大院君李昰应回国。对于李鸿章这个最终决定，其中日人外务卿井上馨与袁保龄对其影响甚巨。因为就在清政府与日人刚刚签罢“天津条约”，便在国际社会上出现这么一个传言，说俄国人将援引清日“天津条约”出兵朝鲜，而且英国人又派军舰占据巨文岛以防俄国人南下。这很让日人担心，一旦俄国欲突破“对马”占据朝鲜济州岛或其它沿岸岛屿与英国人相抗，则势必构成对日人国防上的威胁。事实上还在清日天津谈判期间，清日两国间就流传着这样一个消息，即朝鲜已派遣官密使赴海参威乞求俄国保护，并且这样迹象越来越加明显，这就更加引起了日人的格外不安！虽然日人在签订天津条约后，在对朝鲜政策上由积极攻势转变为退垒守让，与大清取得妥协，默认清政府对朝鲜的宗主权，但这些只不过是日人在无奈情况下所采取的退婴政策。又由于甲申政变，日人在朝鲜已是声名狼藉，不但多年来在朝鲜所扶植的亲日势力被袁世凯几乎拔了个羽净毛光，而且大清在朝鲜的势力更加巩固，一时半会地还真不好挽回这种颓势。当然也就更无力于插手干预英俄在朝鲜半岛的矛盾冲突，于是日人便有意与大清合作，联手制俄南下。

1885年4月，日人驻朝公使近藤真锄获得确切情报，朝鲜与俄国的阴谋勾结越来越加频繁，日人外务卿井上馨深感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严重，担忧朝俄一旦结托，俄国人会因巨文岛事件为借口插手朝鲜事务，若然英俄两国继阿富汗之后再度在朝鲜半岛擦枪走火，则势力造成东亚局势恶化，“日本近海将成为争夺之焦点，东亚和平殆不可保”。井上馨判断，目前的朝鲜紧张局势是一些国家欲意瓜分朝鲜政策的开始，而日人又不能对其采用强硬对策，因为日本从农业封建社会才走上资本主义不久，经济力量甚为薄弱，国库不丰，军备的扩允尚未完成，还不敢对外冒然发动战争。惟一的办法就向大清俯下身子，共同御俄。当日人下定与大清合作，共同抵制俄国对朝鲜的可能干涉后，1885年6月5日约会大清驻日公使徐承祖，把这一准确情报提供给了徐承祖。1885年7月日，井上馨又特别训令日人驻清国公使榎本武扬向李鸿章当面呈递他刚刚拟好的《朝鲜外务八条》，并向李鸿章口头转述井上馨建议，希望大清能够释放大院君李昰应回国。同时为了向大清示好，当冲绳县令西村舍三报请内务卿山县有明在钓鱼岛，久场岛和久米赤岛上树立标桩。山县有明和井上馨商议，井上馨在答复中指出，这些岛屿接近清国，就是清国所称的钓鱼台，黄尾屿和赤尾屿，建议暂缓树立标桩。李鸿章对于井上馨的《朝鲜外务八条》及释放大院君的建议极表赞同，《朝鲜外务八条》就采纳了其中两条；如第五条“应择美国之有才者一人，令朝鲜政府委用，以代穆麟德”和第六条“清国驻扎汉城之坐探国政大员，急宜遴派才干较长于现在驻扎之员。”可对于日人的示好，老李却毫不领情。

但是最终促使李鸿章释放大院君李昰应回国的是袁保龄。在甲申兵乱之前，袁保龄就曾建议李鸿章“以父临子”，释放大院君李昰应回国，李鸿章却态度左右摇摆，难下定夺。甲申政变之后，袁保龄更是多次向李鸿章推举自己“以父临子”的主张，且阐明观点地认为，大院君李昰应属老牌事大派人物，一直积极忠于大清上国，此人在朝鲜民众中有很高威望，“以父临子”，下点功夫，定能把李熙、闵妃那两个总想朝着“引俄拒清”这条邪道上跑的冲动青年给拽回来。对于袁保龄“以父临子”，放由大院君李昰应回去收拾人心的主张，李鸿章还是满赞同的，于是他便将此上报清廷。

清廷很快颁下谕旨：所有赦回李昰应一切事宜，著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共同商定。虽然由于朝俄勾结愈演愈烈，清廷对朝鲜局势恶化亦深感忧虑，谕旨李鸿章会同总理衙门共同商定，然总理衙门对于“释李”一事似乎并不热衷，但也没有表示反对意见，只是让李鸿章审慎从事，酌情处理。

尽管“释李”一旦事得到清廷和总理衙门旨准，究竟以怎样方式“释李”才为妥帖，李鸿章对此是颇费周折，显得十分慎重。因为此举事关整个朝鲜局势，半点含混不得。从当初“捉李”到如今“释李”，要想使之成为一个首尾完美佳作，李鸿章必须做足如下三大功课：

首先需要派人约谈大院老头，摸底其私下心理活动，当然这并不是说怕老头一听放人，耍老小孩脾气，使清廷捉人容易放人难。其实大院老头自被捉来大清圈禁保定旧清河道署那天起，就时刻想着归国那天。特别是当1884年，因中法战争失利，清廷罢免了“鬼子六”奕訢总理衙门领军机大臣，光绪帝生父醇亲王奕譞当政的呼声很高，政治嗅觉一向敏感的大院老头认为自己归国有望了。在他看来以醇亲王与自己有着相同的身份——都是王者之爹，定会感触和同情自己，倾听自己。于是大院老头几乎倾尽云岘宫所有，大行贿赂，积极开展自我解放大运动。岂料其结果是人算不如开算，枉是大院老头花尽了银子，最后却全打了水漂儿。原因是在清廷这场人事变更中，是礼亲王世铎取代了“鬼子六”，醇亲王谨遵懿旨混了个“帮办”，气得大院老头直想结根绳子吊死自己算啦。

不过大院老头也不用气，事儿虽然没办成，但醇亲王毕竟还是帮了他的，为此还差点把醇亲王奕譞吓了个半死。

有一天朝鲜国王李熙有咨文到京，醇亲王看又是乞请释放大院君回国的事，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就面奏慈禧太后，请求恩准，成全李氏父子之情义。岂料慈禧太后闻奏，突然面色一沉，说不能放，我就是要通过囚禁李昰应，让那些把自己儿子过继给别人后的父母们，有所警惕不敢妄为胡来。醇亲王听了这话，顿时吓得脸色大变浑身颤抖，双膝一软，便跪在地上不敢起来。他心里明白，慈禧太后这是借李昰应在敲打自己，怕自己效仿李昰应，把持朝政，以谋大位。慈禧太后见醇亲王竟吓成那个样子，知道自己的预期效果起作用了，就又不失时地立马安慰起醇亲王来了，说你醇亲王可别多心，我知道你是个忠臣，我这话也不是对你说的。说罢命内侍扶醇亲王下去。醇亲王回到王府，像害了一场大病，躺在床上好几天没能上朝。

既然动员大院老头回国已不是问题，剩下的就是如何跟大院老头摊牌回国之后的问题。李鸿章派人从保定接来李昰应，二李相见，感慨颇多。李鸿章与李昰应笔谈中，从眼下东北亚局势，谈到朝鲜国内政局，接着又谈到此次“送归”的重要性，寄望大院老头回国后，能够以大局为念，勿生事端，只管看管好自己的儿子儿媳妇。咱一笔难描俩李字，我说这一切都全是为咱李氏王室好啊！

咱老李何许人也，老外交了嘛，一通连哄带蒙，连欺带骗，竟把个意志坚挺，刀枪不入的大院老头欺蒙得眼泪哗哗的。其实说白了，咱老李释放他这个国外本家是另有隐藏目的，那就是放归老狗专去咬闵妃那个小娘们，看她还敢勾搭俄国熊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