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 新一轮的折冲樽俎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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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朝鲜政府所答复袁世凯的，朴定阳理应于去年1月中旬就该抵达韩境了。可现在已经是1889年1月上旬了，差不多近两个月里，一点朴定阳的消息都没有？这让严以待阵或曰“守株待兔”的袁大“总理”有些沉不住气了。

1889年1月8日，袁世凯分别郑重照会朝鲜议政府领议政沈舜泽和朝鲜外署督办赵秉稷：驻美使朴定阳是否已抵韩境？该使前届电禀各节，是否彻底查究？均望迅速详示，以凭转报。

1889年1月1日，沈舜泽复照称：使臣朴定阳由美启发已久，逾期未回，正悬望间，得使船来信，早于去年1月19日行至日本东京，病势添尤，不得已中留调理，病间自当言旋。

1月15日，赵秉稷也作了近似的复照。

沈、赵两人，一位是国家“总理”，一位“外交部长”，复照惊人的一致，似乎是统一了口径的。很显然，朝鲜政府决心已定，势将撒谎进行到底的了。

因为，在朴定阳尚未到达日本之前，朝鲜内外署就已电令其驻日参赞金嘉镇：驻美公使已出发行向模滨云，到即见之，姑留调病。这说明朝鲜政府不但早己知道朴定阳由美国启程的时间，而且就连朴定阳所乘轮船停靠地点都知道。至于“到即见之，故留调病”，则更是朝鲜政府明确指示朴定阳逗留日人那里不让其回韩。1月19日，朴定阳抵达日人横滨的当天，遂由朝鲜驻日使馆人员安排下榻。

1月1日，驻日参赞金嘉镇电告朝鲜政府：朴使十七日来到，故以姑留之事传命也。

朴定阳情知朝鲜政府命其“姑留调病”系因得罪清廷之故，感到去留之怅，实所难堪。朴定阳在其日记中这样写道：此留住于日本，虽未详知，似缘丁亥冬外署督办赵秉式与清馆袁总理误办时，以我电中有“查探物情”等说云云，其后袁总理屡有照会于外署云，则似缘此事也。另据朴定阳《从官日记》记载，朴定阳滞留东京是奉命行事，是朝鲜政府的决定。

朝鲜政府之所以一条路走到黑，不厌烦地撒谎，拖延，其目的就是为躲避清廷的追讨和惩罚。综观以上种种事实说明，朝鲜政府和国王李熙正是“朴定阳事件”的幕后主使者。而且对此，李鸿章和袁世凯曾分别如此断言，李鸿章说：朝鲜“三端”之约，韩王知无可通融，故于所遣两使隐授以阳奉阴违，希望临时抵赖。袁世凯说得则更为一针见血；该使临行时（作者注：指为朴、赵二使饯行宴席上），凯以续立“三端”详细解喻，何得以“未奉明文”托辞狡展？此必由韩廷授意为之。然而，基于当时情形所限，李、袁二人只是苦于缺乏足够的证据而已。

但作为幕后主使者，朝鲜政府和国王李熙清楚地知道，“朴定阳事件”不啻是一次捅天之举，大清“上国”对朝鲜属邦这种公然犯上，是绝不会轻饶。朴定阳归国之日，也就是其谎言被揭穿之时，后果则更加难料。所以朝鲜政府在没有别的更好办法情况下，只能采取顾头不顾腚的舵鸟式的躲避办法，拖延朴定阳归国的日期，应对袁世凯的屡屡催促。

接下来，袁世凯就“朴定阳事件”对朝鲜政府又展开了穷追猛打。在1889年月至月间，袁世凯三次照会朝鲜内外两署，表达了彻查“朴定阳事件”的坚定意志。照会称：查驻美朴使，回至日本中留调病之由，已经函告在案。该使病尚未差，归期稍延，一俟到境查询彻究，再行布施可也。

而朝鲜政府对于袁世凯的步步紧逼，却采取默而不答的态度，这让袁世凯一时有点摸不着头脑了。袁世凯将此电告李鸿章乞示，李鸿章立即回电，指示袁世凯：俟朴定阳到后，即催令查询彻究。

接到李鸿章的指示，袁世凯深感困顿不已，是啊，“原告”虽然现成的，可“被告”却迟迟不肯露面到庭，而朝鲜政府又早将“朴案”的责任推个一去五六一，拒不承担连带责任，这样一来，“朴案”的官司就不得不暂时处于“休庭”状态。

对于袁世凯屡屡“叫阵”，朝鲜政府竟然默不作声地高高悬起了“免战”牌这种一反常态之形为，原来其中另有隐情。这时的朝鲜政府似乎终于弄明白了一个问题，朴定阳滞留日人那里，只是一时的拖延，你总不能让人窝在日人那儿一辈子不回朝鲜吧？所以朴定阳归国只是个时间或早晚的问题，朝鲜深感祸事不远矣。朝鲜政府与闵氏集团不甘束手就擒，于是暗中密谋，试图动用社会各方可用资源和一些国际势力，掀起第三次“倒袁”行动，决心要将这个成天呆在身边的“催命鬼”驱回到他河南老家，只有这样，方可彻了“朴案”之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