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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人家不装了，郑直自然也就不再沉默。为了给三个老叟一个面子，临下值前，他让典籍史策给司礼监送去了四日以来第一份题本。
司礼监掌印太监戴义也听人讲了郑直这些日子的举动，拿到题本后，十分好奇，究竟谁能从对方手里过关。不想打开一看，想笑又忍住了，继而是牙痛。
题本是郑直自个上的，内容是弹劾拢共九百四十一名文武官员‘以卑践尊’。对方自然是把这几日他瞅见的所有题本中书写文书不规范的官员的名字一个不落的全都填了上去。并对处罚做了建议，武臣不懂规矩情有可原，所以应该训诫。文臣不懂规矩罪不容赦，应该停职待勘。同时，这些文臣之中为保举任官的，应该追究保举人的责任。
戴义眼皮一跳，赶忙将题本封好，亲自前往乾清宫呈送御前。
保举法始行于洪武十五年，命天下朝觐官各举所知一人，“凡有一善可称，一才可录者，皆具实以闻。” 永乐元年，又命内外文职官七品以上，于臣民中有沉滞下僚、隐居田里者，各举所知一人，量才擢用。保举最盛的时期是在洪熙、宣德、正统三朝。进入成化朝后即被废止，可自本朝伊始，又重行保举之令。
但保举毕竟只能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完全因人成事。时间一长，流弊自现，所举或乡里亲旧，或僚属门下，而无人保举者，久任不迁。吏部从一开始就对保举极为不满，认为是侵夺部权。而大举推行此法的杨士奇和杨荣也确实在用人问题上各偏同乡。因此，早在正统十三年三杨去世后，朝廷就曾经罢大臣保举之例。可每每有年幼新皇登基，此法就会再次被内阁以新帝的名义推出。而成化朝之所以例外，很简单宪宗纯皇帝即位时已经成年了。
原本在仁宣时期，保举追责相当严苛，要是大臣保举的人不合适，动不动就可能面临降级，甚至被免去官职。可是自三杨主政的正统初年开始，则完全变了样，哪怕被保举的官员犯罪，保举官也不会受到处罚，或者处罚轻微。当然正统十三年之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保举连坐制度才重新加严。偏偏在《大明会典》里，这些保举连坐律条都消失了或者改为可以用钱赎罪了。
弘治帝拿到郑直的题本仔细看完之后，皱皱眉头。郑直这几日做的很好，应该已经达到了皇后的预期，可是并没有达到弘治帝让对方入阁的目的。弘治帝需要郑直不停去试探，如何从内阁手里收回部分兵权。而不是如同目下般，堂堂的大明皇帝还需要靠拉拢兵部尚书来间接控制兵权。弘治帝不要‘间接’，他要‘直接’。不过郑直这道题本倒是为弘治帝提供了向内阁的好朋友吏部尚书马文升发难的机会“着吏部，兵部，部议。”
皇明根据决策的内容、参与人员和集议地点的不同，集议有朝议、廷议、阁议、部议等形式。其中部议主要是六部将皇帝交付的有关本部的奏章，进行部内的讨论和议决，提出具体处理意见。阁议主要讨论超越六部和九卿职权所辖的政务，提出对策。大致而言，阁议讨论的是国家日常政务中出现的问题。更为重大的决策则须提交廷臣集议，即朝议、廷议。所有这些集议的结果都需上奏，由皇帝裁决。
戴义应了一声，从李荣手里接过郑直的题本。如今的吏部尚书马文升与首辅刘健是同乡，二人关系素来相善，此人之前担任兵部尚书十几年。弄得曾经横扫草原的大明面对来朝觐时出言不逊的鞑靼小王子，都无可奈何。再加上马文升的儿子在家乡好的天怒人怨，若没有内阁维护，早就下野了。
“着翰林院评议两宋武学与京卫武学优劣。”弘治帝继而道“限期半月。”
戴义再次称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