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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马东君放下电话后,肖崇伟贼笑着劝道:“东君司长,火气不必那么大嘛。我就不信,孙猴子还能逃得过如来佛的手掌心?”
不到十分钟的工夫,洪关长的电话回了过来:“马司长,我安排人去查了一下,那两单货物是中成药品对吧?发往美国的那一单已经出关放行了,这会儿怕是已经飞过太平洋了吧?”
“为什么放行了?”马东君气急败坏地问道。
“您是晓得的呀,本来海关对中成药品出口,原则上是不限制的,只要凭进出口合同和发货单缴纳了关税,是可以放行的。况且那发货单上还有您和一位叫肖崇伟的领导签字,还加盖了你们领导小组的公章,工作人员就快速办理了。”洪俊关长如实相告说,并问道:“这里还有一份发往日本的单子,上面也有您们的签字和公章,已经办完出关手续了。听说那些药品要明天上午才能出厂,您看怎么办?”
“先扣下!”马东君瞥了肖崇伟一眼,恨恨地说道:“后面还有十多单,甭管有没有我和肖崇伟司长的签字和公章,都麻烦您一律暂时扣下不准出关。过两天我会亲自去琴岛解释和处理的。”
当肖崇伟得知琴岛海关那边的具体情况后,让裘振宇详详细细地把与福海集团财务交涉的细节一一说出来后,有些感慨地说道:“看来我们有点儿操之过急了,让她们找到了拒付款的理由。”
裘振宇迟疑地说:“如果正式以红头文件的名义发文,要他们福海集团交管理费啥的,万一让他们揑住了当把柄,怕是有些不妥吧?”
“可是,不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加以明确,口说无凭,师出无名,她们那些财务人员是断然不会往外汇款的。”肖崇伟在外贸系统搅了多年马勺,对财务程序还是颇为了解,所以顾虑重重地说道。
马东臣不懂财务,但是却对官场上那些繁文缛节的文牍往来颇有心得。他大咧咧地说道:“怕个啥,反正咱们发出的红头文件都属于内部的东西,既不要向上面备案,也不要存档备查。等到那新冠疫情没了,没有人再来买药,咱们这协调领导小组一撤销,我们发出的任何文件资料全成了一些废纸,谁还会吃饱了撑的没事自找麻烦?”
“是啊,马司长说的是。这协调领导小组本来就是一个临时机构,谁会管这码子事?而且,领导小组不可能直接出面与外国药商讨价还价进行谈判吧,通过第三方中介机构出面洽谈合法合理,由商业中介机构收取适当的管理费或中介费也无可非议嘛。”裘振宇说道。他生怕两位司长瞻前顾后打了退堂鼓,那时候自家可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所以极力怂恿他俩做出决断。
美国着名的投资家沃伦·巴菲特曾有一句名言:“只有当潮水退去时,你才会知道谁在裸泳。”裘振宇在想,当新冠疫情没了,他们这个皮包公司也会销声匿迹甚至化为乌有,到时候即便人们晓得了“谁在裸泳”,但已经是人去楼空,几千亿大钱也不知所踪,黄海海滨小城的这家民营企业敢与京都大员们斗个你死我活吗?
正是肖崇伟和马东君也有这样的念头,在巨额金钱的诱惑下,他们终于决定铤而走险,在钢丝上舞弄一番。
肖崇伟说:“亡羊补牢,犹未晚矣。我和东君司长现在就起草委托京华公司进行对外商务谈判和提取管理费的文件,然后发给福海集团。振宇,你立马回京,督促税务局把发票手续尽快办妥。双管齐下,哼哼,看他们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推诿?”
就在他们密谋筹划的时候,琴岛海关那边已经是闹得乱哄哄的了。
黑木桥三和朝鲜、韩国、巴基斯坦、蒙古等国的商人们,正在琴岛海关的申报大厅里吵的沸沸扬扬。
朝鲜、韩国、巴基斯坦、蒙古等国的商人被海关关员告知,接到上级通知,他们要出关的这批中成药品暂时不予办理出关手续。
最为恼火的是黑木桥三。他本来已经和杰克逊一样完成了申报审核,缴纳了出口关税,办妥了一切出关手续。就在他十分羡慕地看着杰克逊随同那五个集装箱登机并升空后,自己也意外地接到徐文强的电话:“黑木君,今天刚才清库盘点时,发现库存还有四千份药物。考虑到你急于要拿到药品救治你岳母大人的孝心,我们秦总特批先拨付给你,现在可以发货。你如果不急,我就把这批药先发给其他国家了。”
黑木桥三欣喜若狂,连声说道:“要!要!感谢您和秦总经理的关爱,哪怕是一两份,我都会立刻发往敝国,更何况是几千份呃。”
他立即赶往药厂仓库提货,亲自押送马不停蹄地赶往琴岛。哪料到却被海关关员告知,他的货物出关手续作废,而且和其他正在申报的国家一样,暂时不予办理!
他据理力争,然而经办关员给出的理由只是说,这是上级通知。在没有接到新的通知前,他们无权继续办理。
申报大厅里像炸了锅。外商们操着不同的语言,或申求,或抗议,或咒骂,关员们却像木乃伊一样无动于衷,个个摆出一副爱莫能助的样子。
眼看着距预定的飞机航班起飞时间越来越近,心急如焚的黑木桥三在给家里通报之后,接着拨通了日本驻华大使馆的电话求助。
黑木桥三的岳母家族可不是一般的社会背景。他的曾外祖父和外祖父都曾是日本内阁的大臣,一位舅父掌管着东京一大财团,另一位舅父还在内阁担任要职。这事儿关系到自家亲人的性命,而好不容易弄到的救命药却被硬生生地拦下来,而且还给不出正当合理的理由!
日本外务大臣立即召见中国驻日大使进行交涉,对于中方“无端扣留抗疫药物”的动机和目的提出了质疑。
日本驻华大使也立即约见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对于中方“无端扣留抗疫药物”的行径提出了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