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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色中，布勒被抱回家。它静静地躺了很久，除了脚爪前那一方泥土，什么都没办法看见。后来它终于能稍稍抬起头来，接着又能走路了。有一天，它摇着那条永远充满期盼的尾巴，嗅了嗅我的长矛，将脑袋埋进护套上的鸵鸟羽毛。但这已经是世界经历变革之后的事，猎猪行动也已成为历史。
我无法理解世界改变的任何缘由。父亲的脸色从未如此严肃，和他交谈的人们也都神色阴郁。人们时常摇着头，谈论着那些听来令人沮丧的、教科书里才有的地名，它们和非洲没有丝毫关联。
有个大人物在某个地方被枪杀，那地名我无论用英语还是斯瓦希里语都拼写不出来。因为这次枪杀事件，所有国家都卷入了战争。这似乎是一种吃力的复仇方式，但事情就是这么解决的。于是，一九一五年的时候，不仅仅“全欧洲”的灯火都熄灭了，东非难得的几扇窗户内也熄灭了灯光。
发生在内陆的战争则大相径庭。它是人的战争，而非武器的战争。尽管在别的地方早已有了新式武器，但坦克、飞机、防毒面具和射程在二十英里开外的枪炮在东非还属于未来。
未开发的土地上，打的是未开化的战争，使用的是未进化的武器，它依旧带着拓荒者的气息。
大英帝国振臂一呼，布尔人、索马里人、纳迪人、基库尤人、卡韦朗多人和各种国籍的殖民者们，纷纷带着自己的家当去打仗，将农田、村庄或是丛林抛在脑后。他们有的骑着骡子，有的步行。如果有枪，他们就带上枪；有些人除了一把丛林短刀，什么武器都没有。他们在内罗毕会合，站在街上或是聚集在内罗毕市政厅门前，看起来最多也只是一群革命分子，而不像什么皇家士兵。
他们戴着帽子，或是裹着头巾，有人穿自制的皮革外套，有人穿长袍，有人穿短裤，有人穿靴子，有人光脚。但这没有关系，各种穿着协力形成了一种制服：不属于单一的某个人，而属于整个团体。每个人都对整个军队的独特风格和色调有所贡献，这在美国曾有过先例，但在这次战争中，却是独树一帜。
他们为战斗而来，也确实留下来参加了战斗：有些人是因为识字，能明白自己读到的消息；有些人是因为从别人那里听到了消息；有些人则是因为被告知，为了人类文明，这是他们的新使命——白人的神总比别的神有更具体的指令。
在那些日子里，我从来没有听到过隆隆的战鼓，也没有见过很多的旗帜引领着整齐的军队。我看见人们丢下他们在磨坊里的活儿离去了，牧场上横行着无人照料的牛。
农场依然在，却气息奄奄。农场还在生产，但已经没了以前充沛的生命力。虽然乐趣少了很多，不过吉比和我跟其他孩子一样，当外面发生的事超过了我们的理解范畴，我们只是形影不离，安静地游戏。
吉比是个纳迪小男孩，比我年纪小，但我们有很多共同点。我们之间的情谊是在战争年代培养出来的，但在太平盛世也一样可以。对我来说，许多年后，尽管我生活在地球的另一端，这情谊依旧存在。对留在非洲的他来说，想必也是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