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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贵的人打得赢自己的欲望，无论那欲望有多么高级。陈星宇医生一直相信这个。他当然不符合这个标准，只不过，他认为自己不像大多数人那么热衷于自圆其说。不过吧，还是要宽容些，人类本来就是在一边做婊子一边立牌坊的过程里慢慢建立文明的。
凌晨五点，家乡的弟弟发来了短信，短短的一句话：“奶奶死了，刚才，走得很安祥，没有痛苦。”——那短信里自然是有一个错别字，弟弟把“安详”打成了“安祥”，他讨厌这样的错误，他觉得宣布死亡的短信都要写错字，十分低级——准确地说，居然在这种时候都不肯遮掩一下自己的低级。在他眼里，弟弟一直都是那么低级的人，尽管他们其实感情深厚。
所以他六点半就抵达了医院，这个钟点，找个好车位就不难。他需要提早安排一些事情，然后等大家都来上班之后再去请假回去奔丧，一天的假就够了，加上首尾的两夜，他刚好能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诊之前赶回来。他沿着斜坡走上来，发现地库平时的出口还没有开，于是只好从一个肮脏角落绕行，那里有一个踹一脚就自动敞开的铁栅栏，每根铁条都裹满了脏得可疑的锈渣。于是他就撞到了那群早起锻炼的老人。这栅栏开出来的们，通向和医院一墙之隔的专家宿舍区，也就是说，这群老人都曾为这间医院工作过半个世纪。
他们对擦肩而过的他视而不见，成群结队地，一边甩手，一边沿着小径侧着走——据说是为了锻炼小脑吧，不过这让他们看上去像一群邪教徒。他们中过半的人已经忘记了毕生的知识和经验；忘记了他们在某些荒诞的年代里需要抵上前程甚至生命去保护的科学；忘记了那些俄文翻译过来，原著者是苏联人的厚厚的故纸堆；忘记了他们曾经一遍一遍跟病人重复的话——他们如今只知道打听，传播，共享，并笃信任何一个可以让他们活得更长的食谱或者偏方。行医一生，尚且如此。在陈星宇医生更年轻的时候，他也曾恐慌地想过这是否就是他此生的尽头。现在，他却只在心里微微一笑：这个国家的人民快要疯了，如此锲而不舍，孜孜以求，只是为了活得更久——所有对“尊严”略有渴望和要求的人都会被视为“不知死活”，然后被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地淹没、
他偶尔也觉得寂寞。当他在心里像此刻那样微微一笑的时候，他也希望脑子里能浮现一张脸孔，可以跟他相视一笑。其实——那张脸孔或许是天杨的，但是他没有往深里想。
因为他想起了奶奶。她九十三岁，所以，“安祥”地离去是幸福的。
童年时曾有那么一个傍晚，母亲出差了，父亲单位里有事情走不开，因此，他只能去奶奶家里写作业。他故意放慢了做功课的速度——功课从来没难住过他，能难倒他的总是时间。童年里，岁月漫长地令人恐惧，他不知道这些时间究竟什么时候才能过完。只有过完了，他才能长大。奶奶看到他已经开始对着文具盒出神，就跟他说：“过来吧，和我一起祷告。”
奶奶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其实除了她自己的名字，奶奶基本上只认得三个字，就是“毛泽东”——所以，她究竟是怎么背下来这些听上去绕口的主祷文的呢？上帝难道也像他的小学老师那样，谁背不会主祷文就要留在教堂里罚抄50遍么？行不通的，奶奶不会写那么多的字。他只好闭上眼睛，在心里跟那个或许比他的老师要好脾气的上帝说：“请你让我爸爸快点来接我回家。”——但是父亲终究没有来。那晚他甚至不得不留宿在奶奶那里。
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奶奶跟人聊天只有两个话题：第一，要信基督；第二。我的儿媳妇是一个坏人。这个饶舌、刻薄、没什么同情心的奶奶唯一的可爱之处，就是——她是真的不怎么怕死，病入膏肓也泰然处之。所以，他是在过了三十岁以后才开始真正尊敬她。尤其是当他越来越了解自己，发现自己尖刻和寡情的一面跟奶奶非常神似的时候，他就希望，他也能遗传到她沉淀在骨头里的，那一点点由衷的骄傲。
愿她安息。
昭昭站在楼群之间，喷泉的旁边。她白底蓝条的病号服下面，穿了一双鲜红的球鞋。她突然一跃而起，然后就踩在了喷泉池的边缘上，又闪电般地跳了回去，落地的时候几乎没有声音。如此这般反复了好几次，那道大理石画出来的冷硬的线一直无动于衷，红鞋却也毫不在意。似乎是这样的清晨太过沉寂，只剩下了女孩和时间两个人相处。所以她只好想想办法，跟重力做个游戏。
他本想和她擦肩而过，可是女孩扬起脸，凝神静气地注视着他走过来。看着她突然间羞涩起来的面孔，他不由自主地对她点了点头。女孩说：“我今天醒得特别早，我在等着七点。”应该是看到了他眼里很茫然，她补充道：“这个喷泉，一般是七点开始喷水的。”她笑了，“住在这儿这些天，要是我醒得早，我就喜欢等着它喷水。今天，我醒得有点太早了，病房里好无聊，我就下来等它。”
他也笑笑：“等吧。”然后他终于可以经过她，他感觉到女孩的眼睛专注地凝在他的背影上面，是热的。他其实知道，他在这孩子心里是有分量的。他也知道，那种期盼是一个女人对男人的期盼。她心里盛满了因为青春期和绝境激发的柔情和欲望，然后他就不幸地被选作了载体。她和一般女孩子到底不同些，她骨头里有比她们更多的凄楚——因为病，也因为倔犟。所以她的伤心倒也不会像她们的那般廉价。每一次带着学生查病，他都需要对她的眼睛视而不见。言语间，她总会提起当年。“那个时候您给我的药，现在还要吃吗？”“您在我笑的时候就这么说，为什么到现在还是这样呢？不是说，医学发展得很快吗？”……她以为因为五年前他们就已相识，他就理所当然地应该另眼看待她。也不仅是她吧，人们都会犯这种错，自以为自己在别人眼中是不同的——如果她是那些就连情感都粗制滥造的人，倒也罢了，可她不是。
有时他心里也会暗暗地想：孩子，你为什么不去喜欢你那个倒霉的老师？他才是最理想的，陪你演对手戏的人——还是太年轻，经验不足，所以选角失误了。
他知道她眼下处境艰难。用不着听护士们嚼舌头，就凭她这次住院以后她爸爸从未出现，便能判断出异状。当然了，那些护士们充满热情的讨论更加从各个侧面丰富了他的信息量：那起前段时间也算是公共话题的爆炸案，那个自身难保的父亲，那群冷漠或者说冷酷的亲戚，还有，那个善良得如同传奇的郑老师。就像是一支烂得令人叹为观止的球队却拥有一个布冯那种水准的守门员——“郑老师”就在女人们口口相传且无限夸大的世态炎凉里，被深化成一个悲壮的形象。
无数次，在傍晚的时候，经过病房，他看到郑老师随意地坐在女孩面前的椅子上，整个身体已经自如得像是医院的常住人口。他们俩并不总是在交谈，很多时候，女孩坐在床上发呆，注视着吊瓶，液体一点点从藤蔓一样的管子里流进她的血管，于是她确信自己是活着的。郑老师就坐在对面，经常是在看书，从书页翻动的速度和书本打开时候左右两边的厚度差可以看出，他是真的在气定神闲地阅读。偶尔，他会抬起头问女孩：“喝水么？”甚至是突如其来地问一句：“你知不知道奥本海默？”——或许那是他正在阅读是内容。他的微笑里有种力道——此时此刻，他分明知道自己是不可或缺的，他知道女孩需要他。
他对这个老师有种天然的反感。因为他天生不相信那些好得离谱的人，他总觉得他们散发着可以的气息。也不是可疑吧，是不真实。郑老师简直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标准化的例子。他非常随和，不到两周的时间里他能够叫得上来病房里所有护士的名字——也许这是班主任的工作强迫他拥有的特长，可是这分明就会让那些女孩子们觉得，自己是被重视的。看见郑老师，她们各个都会给出来最诚恳的笑容，她们对他的热情无形中就带到了昭昭身上，即使是郑老师不在场的时候，昭昭也能得到一些特别的照顾——不用多么特别，换吊瓶的时候，动作轻柔些，再顺便聊上几句，这对于一个病人就会产生不一样的影响。病房里其他小患者的家长也由衷地尊重他，他们愿意跟他聊聊在教育自己孩子时候遇上的问题——说真的他不明白，对于这些父母来说，除了死神，还有什么更大的问题。他相信，郑老师在漫长的人生中，对此已经驾轻就熟：令自己的善意为核心，不管走到哪儿，让善意像蜘蛛一样吐丝，静静地，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黏着谁就算谁，然后突然之间，就结成了一张精妙、整齐、自有其规律的内在网。那个小世界就这样围着他转了起来。巧妙地攫取着每个人身上那么少一点点光明的力量。这是他的本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