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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的九月初九，正逢大明的传统佳节——重阳节。
在这一天，帝都的天家会登上万岁山，登高燕饮，簪菊泛萸。从京城到十三个布政使司、南北直隶的普通百姓，同样也要畅饮重阳酒，分食花糕。家里有女儿的，还会在这一天返回娘家，一起拜祭灶神和家堂，其乐融融。
不过此时的南直隶徽州府婺源县，却是一片愁云惨雾。居民们虽然也忙于重阳之事，可都有些心不在焉。从知县、县丞、主簿、典史、县学教谕到当地有名望的乡绅乡宦，都聚在紫阳书院，一脸颓丧，一脸愕然。
就在一天前，有本县的快手从南京风尘仆仆地赶回来，抄回了一份乡试榜单。
明代科举分为三级：乡试、会试、殿试。其中乡试是行省一级的考试，三年一次大比，考试时间是在八月，因此又称“秋闱”。能通过秋闱乡试的士子，成为举人，有了进京跃龙门的资格——范进中举，境况立即天翻地覆，可绝不是小说家夸大。
万历二十八年庚子，正是大比之年，整个南直隶的学子都汇聚到了应天府，集中考试。乡试一共三场，一般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举办，放榜日期则视考官阅卷速度而定。像南直隶这种文教繁盛之地，每一届考生都高达四千余人，往往拖到九月初才会放榜。
榜单一出，婺源县派去观榜的快手第一时间抄了结果，回报县里。
这次结果，让他们无比震惊。
婺源，脱科。
就是说，婺源县去考试的士子，一个中举的都没有。
严格来说，这一届婺源县中举的有两个人，一个叫汪元哲，一个叫汪若极。不过他们俩一个是六合人，一个是旌德人，只是寄籍在婺源县学。所以更准确的表述是：万历二十八年秋闱，婺源县本籍学子全军覆没。
这简直太荒唐了。
婺源是什么地方？那是朱熹朱老夫子的祖籍所在，儒宗根脚，灵气攸钟，一等一的文华毓秀之地。
即使好汉不提当年勇，只看本朝往届乡试成绩：上一届，也即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婺源籍中举士子七人；再上一届，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中举士子六人；再上一届，万历十九年（1591年），中举士子七人；甚至在万历十三（1585年）、十六年（1588年）两届，每一届都赫然有八位婺源士子过关。前追隆庆、嘉靖、正德、弘治、成化诸代，哪一届秋闱，婺源县都能拿下至少一掌之数的解额。
要知道，这可是南直隶，是竞争最残酷的考区。婺源区区一县，能保持如此之高的中举率，足可以自矜文运丕隆。
这么一个科举大县，今年竟然被剃了一个光头，这怎么可能？
婺源人的第一个念头是，不会主考官在舞弊吧？
科场舞弊，不算什么新鲜事。不过这一届的主考官，一个叫黄汝良，一个叫庄天合。黄汝良是著名的清直之臣，顶撞过藩王，惩治过南京守备太监；庄天合是万历皇帝的老师，行止端方，两个人都不像是会作弊的人。
那问题只能出在提调官身上。
提调官是负责科举具体庶务的官员，最容易居中搞搞猫腻。这一届的提调官是应天府的府丞，叫徐公申。婺源人一打听，问题还真出在这家伙身上。
嘉靖四十年之后，应天乡试不允许南直隶籍贯的人做主考官，以防有偏袒同乡的行为，对提调官的籍贯却没限制——毕竟提调官不管阅卷，想偏袒也没办法。
可人的智慧总比规则要高明一些。不参加阅卷，同样有办法做做手脚。
徐公申是苏州长洲人，他利用提调之权，故意把老家苏州、松江、常州三府的卷子和江北的庐州、凤阳、淮安、扬州四府的混在一起，先送进考官房；等到阅卷过半，他再把应天、镇江、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六府的卷子送进去。
科举都是主观题，是否中举，完全取决于考官一念之间。江南士子的水平，比江北高出一截。徐公申把江南三府和江北四府的考卷掺在一起送进去，无形中会产生对比，让三府中举率更高。
更何况，本届乡试人数太多，考官阅卷的时间有限，容易心理倦怠。批前面的考卷，可能还会仔细批阅品味；批到后来，便开始敷衍，恨不得全刷下去才好。徐公申把应天等六府的卷子押后送达，等于为自己老家淘汰掉了一半竞争对手。
对这个行为，六府考生愤恨不已，却也无可奈何。
人家一不受贿泄题，二没冒名夹带，三无涂改考卷，只不过是改了改送卷的次序，没违背任何规则。因此这件事虽惹得物议汹汹，但终究还是不了了之。婺源人得知真相之后，悻悻而退。算了，这次运道不好，下次咱们再来讨回公道。
三年之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癸卯秋闱再开。这一次应天乡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赴考士子超过六千人，是明代南直隶乡试人数最多的一届。而录取解额只取一百三十五人，百分之二的录取率，可谓空前残酷。
这一次婺源县尽遣精英，务必要一雪前耻。
重阳节之前，榜单贴出来了。
婺源士子中举者，有施所学、方大铉、余懋孳、卢谦四人，其中卢谦是庐江籍，婺源本籍的只有三人。
总算没脱科，但也仅仅比没脱科好那么一点点。不过婺源人的希望还没彻底断绝，因为考试还没结束。
乡试结束后，全国举子将在次年的年初赶赴京城，参加礼部举办的会试，称“春闱”。会试通过的考生，叫作贡士，仕途之望已是板上钉钉。接下来皇帝会亲自主持一场殿试，没有淘汰，只为这些贡士排一个名次，分三等。
一甲有三人，赐进士及第，即我们所熟知的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
婺源的举人数量不少，只要任何一位能在会试和殿试拿到好成绩，就足以抵消婺源县在乡试中的发挥失常。
转眼来到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会试考完，殿试金榜很快也公布了：一甲三人，没有婺源学子的名字——顺便一提，这一科的榜眼是未来几乎挽救大明的孙承宗；二甲五十七人，也没有婺源学子的名字；直到三甲放出，才在第一百零一的位置上出现了余懋孳的名字。
哦，对了，陪余懋孳在三甲队伍的，还有一个毛一鹭。将来他会成为应天巡抚，在苏州杀死反对魏忠贤的五个义士，成就一代名篇《五人墓碑记》。
金榜名单传到婺源县，整个县城陷入一片恐慌。
整整六年时间，整个婺源县只出产了一名同进士和两名举人。这个成绩在那些边鄙小县，或许是不得了的成就，可对婺源来说，却不啻是场灾难。
往小了说，学子的科举成绩，决定了当地官员的考评。像是县学教谕，至少得培养出三名举人，才能获得升迁资格。若是连续几届秋闱失利，连知县的治政能力都要被质疑。
往大了说，科举是进入大明官场的唯一正途。入朝则为高官，致仕则称乡宦，当地的政治实力和话语权，取决于本籍士子们的仕途之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现在连续两届科举惨淡收场，也难怪婺源的乡绅乡宦们如此紧张。举人梯队断了档，意味着在未来二十年内，婺源县的影响力将狠狠下降一截。别说跟其他府县对抗，就是在自家徽州府比较，婺源也将落后于歙县和休宁县，沦为二流之列。
这可不只是面子受损，还涉及巨大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分配。大明地方上起了纠纷，当地乡宦会联名上书，表达意见。谁家的乡宦地位高、牌子硬，谁就能占便宜。婺源现存的老乡宦们，实力还比较强，可他们早晚会死，如果没有新鲜血液补充，长此以往，县将不县。
危机临头，当地的有识之士们纷纷开始反思，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县学的师资力量，不可谓不尽心；县衙对教育事业的重视与支持，不可谓不周致；婺源大小家族对士子的供养，不可谓不丰厚；婺源境内的读书风气，不可谓不浓厚。
一切都运转正常，总不能说婺源这两届是单纯运气不好吧？
怎么不能？
大家正在议论纷纷，这时婺源县学里有一位叫程世法的生员，他提出一个猜想：婺源的运气不好，会不会是风水出了问题？
别笑，他是认真的。明代笃信风水之说，徽州这里尤其痴迷。都说徽州人爱打官司，这些官司里有一半是因为各种风水侵争。他们认为风水格局关乎一家之际遇、一族之起伏，乃至一地之兴衰，必须予以重视。
婺源的风水，一向被本地人引以为傲。境内号称“群山入斗、风云绵密”，无论格局还是形势均是上佳，因此才能孕育出朱子这样的圣人。整个婺源风水的核心，恰好坐落在一条龙脉之上。
要讲清楚婺源这条龙脉的厉害，得先讲讲它的来龙和去脉。
在婺源县的北方，有一座大鄣山，《山海经》里叫作“三天子鄣”，属于黄山余脉。它像一条巨龙般盘卧在皖赣边界，号称“诸山祖源”。大鄣山系黄山向南伸出的一条旁支，没走多远，奇峰陡起，拔起一座海拔一千六百三十米的擂鼓峰——婺源境内的最高峰，也是婺源龙脉的来龙所在。
擂鼓峰的山势先向西南，再转东南。一条地脉跌宕盘结，不断经过退卸剥换，从通元观、石城山、郑家山、西山至里外施村、里外长林、石岭，并于船槽岭过峡。
船槽岭这个地方，地质特征特别明显。它的山顶凹陷内收，状如狭长的船槽，故称船槽岭。其中最大的两处凹陷，分别叫作大船槽和小船槽。其上有文笔峰，有砚池，还有日月双峰对峙，俨然文脉气魄。
在大小船槽之间，有一条很狭窄的通道。龙脉于此过峡，并分为三条支龙。第一条龙伸向西南，至严田散为平地。第二条龙奔向东方，直接挺向清华镇，在那里与婺水汇合，呈长龙入水之势。婺水在清华镇外与月岭水、浙溪水合拢，挟着龙脉余势继续南下，化为星江河直入婺源县城。第三条龙则是向南方走杨村、峡石、洪村，延展到婺源县城。
从地图上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一段山脉的形体非常清晰，枝干匀称，跌顿有序，主脉直进而少盘结，这在风水里，叫作“进龙”，主青云直上。加上它又与星江河互相烘托，龙借水势，格局更为深闳。
明代的风水大师，曾经如此评价婺源龙脉：“龙峡展开大帐不下数里，中为中峡，前后两山相向，三龙会脉，中夹两池，合为一山，形家所谓‘朋山共水，川字崩洪’是也。峡内五星聚讲，文笔插天，砚池注水，石石呈奇，难以尽述。左右帐脚，护峡星峰，跌断顿起，胚秀毓灵，真通县命脉所系。”
这个“中峡”，即指船槽岭，乃是龙脉正干的枢纽所在。从风水理论来说，确实是一个有利于出文曲星的格局。在一些婺源文人的笔下，甚至把船槽岭和泰山相提并论，后者孕育出孔圣，前者孕育出朱子。
风水虚妄与否，姑且不论，反正当时的婺源人真诚地相信这个理论，认为龙脉与本县文运息息相关。
程世法懂一点逻辑，他觉得既然本县龙脉能庇佑文脉顺畅，那么如今金榜荒芜，想必一定是龙脉出了问题吧？于是他着手做了一番调查，调查结果令程世法十分震惊。
按照行政区划，大、小船槽岭属于婺源县的十七都、十八都、二十三都和四十三都——都是在乡之下的一个行政单位——这四个都的区域，恰好涵盖了龙脉中最重要的过峡一段。
不知何时，在这四都一带的山岭之间，多了许多灰户。
灰户，即专门采制石灰的工匠。
于谦于少保曾经写过一首《石灰吟》，抛开个人志趣不谈，四句诗恰好是古代采制石灰的标准流程：千锤万凿出深山——将石灰岩从山体上凿下来；烈火焚烧若等闲——把石灰岩碎块与木材或煤炭分层铺放，引火燔烧，把碳酸钙转化成二氧化碳和氧化钙；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在加热过程中，石灰岩块彻底变成白粉末状的生石灰。
石灰在明代的应用范围极广，举凡建筑、消毒、装饰、炼丹、战争、医药、印染、造纸、船舶等行业，无不见其身影，需求量极大。
船槽岭一带的山体，主体由优质的石灰岩构成，易于开采，附近还有丰富的植被，可以就地采伐充作燃料，开窑极为便当。当时的记载称这里“随挖随烧，随烧随碎，柴省而灰美，力半而利厚”。
而且船槽岭距离清华镇极近，那里是一个交通枢纽，沿星江河南下，从上饶可入鄱阳湖，自新安江、富春江可至钱塘，自清弋江入长江，顺流可到南京、扬州，可以说是辐射吴楚，物流快捷。
船槽岭有这么得天独厚的生产条件，不搞石灰产业，简直是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啊。
可是在风水理论里，龙脉以山石为骨，以土为肉，以水为脉，以草木为皮毛。如今这些灰户在船槽岭天天凿石挖土，伐木焚林，等于是在龙身上一块块地剜肉下来。
本县龙脉天天被灰户凌迟，这婺源士子在科场上不吃瘪才怪呢。
领悟到这一层道理之后，程世法一头冷汗地跑回县学，把这个发现讲给同学们听。他的同学大多来自婺源大族，回去之后讲给家里长辈听。一传十，十传百，终于惊动了婺源县的大佬们。
万历三十二年开春，一封请愿书送到了婺源知县谭昌言的案头。
谭昌言打开请愿书，还没看正文，先吓了一跟头。这请愿书的开头两个字是“具呈”，文书惯用的抬头，意思是备办呈文。接下来，则是密密麻麻一连串人名，足有五十五人。
名单最前面的，是曾在朝中做官的乡宦们，总共三十四人，随便一个名字都掷地有声：有兵部左侍郎汪应蛟、户部右侍郎游应乾、太仆寺卿余一龙与汪以时、大理寺正卿余启元、大理寺右寺丞余懋衡、云南广南知府汪昌龄等，还有一大堆广西按察使、辽东兵备副使、福建布政使、礼部郎中、江西道监察御史等等，最低也曾是副部级高官。
唯一的例外，是刚刚得了同进士出身的余懋孳，他是婺源两科独苗，还未授官职，但已有资格与这些先贤同列共署。
这三十四人，个个身份优崇，人脉深厚，可以说是婺源县实际上的统治者。在他们之后，还开列有八位举人、八个贡生，以及三个廪增附生。
举人不用多解释，贡生是指那些被府县选送入国子监的优秀生员，大概类似于特招或保送。而这个廪增附生，就非常奇怪了。
明代的儒学官校有人数定额，朱元璋规定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称为廪生，由国家每月发米养活。后来随着科举制度逐渐成熟，读书人越来越多，但祖制又不能变，怎么办？官府只好再增加一部分名额，这部分人叫“增生”，不享受廪米待遇。后来“增生”名额也不够了，再添加一部分，叫作附生，即附学生员。慢慢地，廪、增、附变成了三个学生等级，刚入学的统统是附生，如果考试成绩好，可以升格为增生，再升廪生。
换句话说，廪增附生就是婺源县学里的学生仔。
这些学生何德何能，能跟前面那些高官学霸同列？原来这三个人叫俞起震、程元震和程世法。很明显，程世法是“龙脉被毁之说”的首倡者，那两位同学曾跟他一起结伴勘查。所以他们三人虽然身份低微，但仍可以附骥凤尾，篇末署名。
谭昌言看完了具呈名单，胆气已然弱了半截，赶紧往下看正文，瞧瞧这些大佬到底有什么诉求。
正文倒不算长，三百多字。开头简述了一下婺源风水龙脉有多重要，然后笔锋一转：“近龙愚民乃以射利之故，伐石烧灰贩卖，以致龙身被削，肢爪被戕。故庚子秋闱脱科，癸卯贤书仅二。生等蒿目痛心，恐石尽山赭，不独人文不振，将来尤大可虞。”
“蒿目”一词，出自《庄子》“今世之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引申为忧虑地远望着那艰难时局。
用这么一个典故，便把大佬们的心态表达明白了。大佬们的诉求简单明了，要求官府“立石严禁，以杜凿伐”，彻底禁绝烧灰行为。
谭昌言是县官，自然知道婺源有烧灰的营生，更知道这产业的利润有多大。光是清华镇的税卡，每年就能从石灰贸易里收得上千两白银。
这么大的利润，足以培育起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俗话说，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自古赚钱的生意最难动。乡宦说禁绝容易，官府真要厉行查封灰户，搞不好会掀起一场大骚乱。谭昌言为官谨慎，可不想轻易蹚这摊浑水。
于是他很快做出批复：“合帖生员程世法等，前往船槽等处地方，勘明议报，以凭定夺。”
既然程世法认为是龙脉风水问题，那便请这位生员再去一次，详细调查一下到底有多少灰户、多少灰窑、对山体伤害有多大。更重要的是，得查清楚，烧灰和科举不顺之间有多大相关性。
最后这一点特别重要。烧灰之举早已存在，而前几届婺源科场表现很好，直到最近两届才连续失利。两者之间的因果似乎牵强了点……就算真要禁绝，也得给个差不多的理由才行，不然何以服众？
于是程世法肩负着阖县父老的重任，在万历三十二年二月初十再次进山。
这次他是奉官命前往，除了有俞起震、程元震两个同学陪同，还有十七、十八、二十三、四十三都的都长、里长、里老人等当地负责人跟随。
程世法在这一次的调查中发现，情况比他先前了解的还要糟糕。比如船槽岭上本来有日月双山，左脉为月山，又名寨山，右脉为日山，又叫蓬头山。经过灰户们的不懈努力，月山几乎被凿成平地，日山也岌岌可危。附近的文笔峰干脆被折了一半，只有峰下的砚池尚存。
更有甚者，居然在船槽岭的龙脊之上用火药炸山，以便获取石料，炸得龙脊千疮百孔。
程世法细细询问了一下，发现灰户多是当地居民。他拿出官府和乡宦们的文告，警告乡民们不得继续伤害龙脉，否则婺源要倒大霉。乡民们的反应却不甚积极。脾气好的，找理由说石灰是自家种田用的；脾气不好的，比如严田一带的村民，气势汹汹地回答关你什么事，气得程世法直骂他们是顽民。
调查结束后，程世法回报谭知县：灰户规模很大，龙脉状况堪忧。至于村民们讲的“种田自用”，程世法认为这纯属扯淡，婺源植被茂盛，种田用草木灰足够了，哪儿用得了那么多石灰？这些顽民不去老老实实经营本业，为了牟利而瞎找借口。
说实话，村民们说“种田自用”，固然是借口，但程世法这个说法，也有点何不食肉糜。
婺源这个地方，县志里记载其形势：“山踞八九，水与土逼处其间，才一二耳。”也就是说垦殖率仅有10%—20%。婺源居民如果单纯务农，情况会很凄惨。当地乡绅余懋衡在《北乡富敬堂记》里如此描述：“民终岁勤动，竭土之毛，自供赋徭外，所余不支数日之需。”
农民靠种田几乎活不了，那只能自谋生路。而婺源县的几项主要营生——茶叶、木材、徽墨、白土等，都被婺源大族垄断，普通百姓别无选择，不去烧灰怎么活？
程世法出身于湘公程氏，自然从大族立场去看待问题。反正自家是做生意的，农民收成如何，哪里及得上龙脉存亡重要。
谭昌言久为父母官，对基层情况心知肚明。不过他想要的，不是烧灰的实情，而是一个说得过去的封禁理由，来证明龙脉和科场的关系。
没想到程世法连这个理由也准备好了。
婺源烧灰业是何时开始的呢？程世法打听到了一个确切的时间——嘉靖四十三年。在这一年，婺源有程姓与胡姓两户人家跑到船槽岭下，开窑烧灰，很快其他居民也纷纷跑来效仿，一时间凿遍了龙峡正干与左右支脉。
婺源的老人们一听“嘉靖四十三年”这个时间，无不眼皮一跳。
嘉靖四十三年，对婺源来说绝对是记忆深刻的一年。在那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百余名来自处州、衢州、金华等地的造反矿工杀入婺源境内，四处为盗。
矿工在那个时代是最有战斗力的群体，身强力壮，纪律性强，又吃得起苦。就连戚继光招募戚家军，都要从矿工里选拔，可想而知这支流贼有多凶悍。一百名矿工，战斗力恐怕相当于千人的地方团练。
婺源小小一县，完全束手无策，只好任凭这伙流贼四处烧杀抢掠。这些矿工后来和其他流贼合伙，气焰十分嚣张。当时的婺源知县忍无可忍，派兵去围剿，反被击溃。流贼们杀至县城弦高镇，打死一个指挥，又焚烧北门突入，恣意劫掠，整个县城化为一片废墟，整个徽州为之哗然。
后来还是徽州府从金衢道借兵围剿，才算是将其扑灭。这次寇乱持续了两年之久，给婺源留下了极其惨痛的记忆。（徽州府借兵这事，还牵涉另外一起公案，请看《徽州丝绢案始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