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愛看小說網2kantxt.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前面说了，黄册脱胎于户帖。两者内容接近，但在很多细节上颇有不同。这些不同，不光体现在两者的格式细节中，也体现在两者的攒造流程上。
那么一册黄册，是怎么出炉的呢？
首先，造册之年，户部会提前半年备好标准黄册的格式，得到皇上批准后，分别下发地方。
其次，地方官府会按照黄册样式进行翻刻。不过他们需要刻造的不是黄册，而是“清册供单”。
“清册供单”和黄册不太一样，它是一种针对单户的调查表格，用来搜集一户人丁、事产等信息，和户帖差不多。咱们可以把它理解成黄册的预填草稿。
接下来，官府会把印好的“清册供单”下发到里、坊、厢这一级，让现年里长亲自送到甲首手里，甲首再分别送到本甲的十户人家，一一填写清楚，一户一单，签上自己的名字作保，以确保真实性。
工作完成之后，里长会把本里的一百一十张“清册供单”合成一册，递交给当地衙门。
当地衙门收到辖区内所有里、坊、厢的“清册供单”之后，并不忙着合册攒造，先让户房官吏并算手、书手进行磨算复核，尤其还要调阅上一期数据来比较，看是否存在问题。
<i>【注释】算手、书手：在明代县衙中，除知县、佐贰、首领官等数量很少的朝廷命官之外，大量的日常行政事务是由各房、科中的吏书来完成的。吏书为吏员与书算的合称。吏员是由国家任用、在吏部注册、地位低于官的公职人员。书算，包括书手和算手，从百姓中佥雇，辅助吏员的工作。书手专司抄写事宜，关注文书之往来，如依稿誊写刑名文书、赋役黄册等；算手则专司会计事务，如计算名目繁多的赋役折银等。</i>
如果审验无误，衙门会重新排定下一期的里长、甲首和徭役排序，填成“编次格眼”，与确认的“清册供单”一起送回到相关的里。里长要把这些资料誊写成正式文稿，造出两本里册，一册黄封上缴，一册青封留底。
你没想错，每一里的黄册，由本里一百一十户自己掏钱攒造，朝廷没这笔费用。一直到州一级，才有专门的政府预算来造册。
朝廷虽然不掏钱，要求还挺多。
黄册的尺寸和户帖一样，宽一尺二寸，长一尺三寸。对于册内文字，书手必须以范本格式来抄录，字体尺寸都不许出错。字要抄在原册纸上，不许涂抹或额外浮贴，以避免篡改情形。弘治三年，为了增加作弊的难度，还把原来的小字楷书改成了大字楷书。
黄册的制造材质，得统一用厚实的绵纸，不得经过粉饰或漂白，因为那样容易让纸张变脆发黄。甚至连订册，都必须用绵索来穿起，不许使用糨糊。就算万不得已要用到一点，糨糊里也得掺入花椒、明矾等原料，以避免虫蛀。
不过黄册制造毕竟是个专业活，普通人干不了。在大部分情况下，里长们都是到官府指定的纸铺去攒造装订。
顺便提一句，其实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黄册实物，属于真正意义的黄册并不多，大部分都是“清册供单”草稿。这些供单在用完之后，会送回个人家里，这才让极少部分文件逃过战火，幸运地残存到今日。
所有的里册，都要汇总到州、县衙门。衙门要把这些数据汇总，单独造一个总册，里面没有每户细节，只记录各里的总数——户部特别指出要“本管正官、首领官吏，躬亲磨算”，同样一册黄封上缴，一册青封留底。
接下来，州、县衙门要把所有的里册以及总册送到府一级衙门。府衙也要单造一个分册，记录各州县总数，一并送到布政司。布政司亦要单造分册，记录各府的汇总数据，再与府册、州册、县册以及记录到每一户的原始里册一起呈递给户部。
一级一级汇总上去，户部最终拿到手里的，是几万本里册、几千本州县册、几百本府册和十几本司册。中枢决策者既可以看到任意一个地区的宏观数据，亦可以深入查到任意一户的状况。宏微两便，天下透明。与此同时，各级官府也都会层层留底，用青册来办理日常民政之需。
不过黄册呈递到户部之后，并不是直接运进后湖黄册库，它还有一道关要过。
朱元璋在推行户帖制的时候，曾经放出过狠话：“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他把军队作为独立会计师，对地方数据进行驳查，以避免各级官员在普查过程中舞弊。
他来自民间，深知弊情，必须核查这些黄册真伪。国初诸事未备，只好动员军队进行驳查。现在一切都走上正轨了，再找军队当审计就有点不合适了。
可不找军队，找谁好呢？
驳查是个专业活，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检查人员必须识文断字、精通算学，且具备一定的政务经验。更关键的是，黄册的数量太大了，这些检查员还得有足够的时间来干活。
大明哪个部委也没有余裕抽调一批精干官吏扑在这上面，正事还干不干了？
想了一圈，最适合干这个的，就是国子监。那些大学生都是被当成官僚预备队培养的，文化水平高，又闲得紧，正好拽过来当免费劳动力。
他们要做的“驳查”，从户部总册的数字往下查，层层验算，从司册至府册、州册、县册乃至里册，验算其旧管、开除、新收、实在的四柱增减。如果民间有飞走、洒派、埋没、诡寄、影射、团局造册等弊情，就靠这些名侦探来查出真相。
<i>【注释】飞走：即飞走税粮。据明人赵官所著《后湖志》载，奸户豪民伙同里长、书手作弊，使用开多收少、有收无除、洒派各户、产去税存等手段，不知不觉间将税粮挪走，还让人无法查证。如有人将新开耕的地亩少报一些，以减少上交的税粮。田地买卖中，买主本应依例报税，把田地上的税粮从卖主名下开除出户，入到自己名下，有人便勾结书手作弊，拖延税粮入户的时间。有的富户勾结书手，在编造黄册之时，将自家应纳税粮拆分成合、勺，分洒于百户，待征收税粮之时，再积合、勺成升，积升成斗，积斗成石，而被洒者被蒙在鼓里，年年为之赔纳。也有的富人买了别人的土地，却逼迫卖家不能移税，使得卖家没有了田产却要继续交税，最终只能逃亡以避税。</i>
影射：即影射差役。《大明律》列有“欺隐田粮”一罪，“诡寄田粮，影射差役，罪亦如之”。明人雷梦麟《读律琐言》解为，“诡寄田粮，影射差役，二句亦一串说。诡寄田粮，即所以为影射也。或诡寄于役过年分，或诡寄于应免人户，各图免差役，是犹纳粮而不当差者也”，即奸户豪民伙同里长、书手作假，将田地挪到已经过了服役年份的人家，或者有优免徭役特权的人家，借此免除自家的差役。
一旦查出错讹之处——这简直是一定的，监生会把问题汇总成册，做成“驳语黄册”，里面开列某府某县某里的某项数据有问题，封面改一个“驳”字，并提交户部。户部会以尚书名义，把这个册子下发给相关衙门，责成半年内查实重修。这个重新改正的黄册，叫作“奏缴册”，经二次查验无误，才会进入黄册库内。
大明平均每期攒造黄册的数量是六万，一千两百名监生人均负责驳查五十本，也就是五千五百户的量。一天算一本，两个月即可完成，再加上查实、撰写驳语的过程，三个月可以大体完成，工作量不算大。
再说了，后湖一圈严密封锁，无人能近，办公环境非常幽静。监生们干累了，还能出去欣赏一下湖景风光，多美好啊。只见眼前烟波浩渺，水色潋滟，湖面似镜澄澈，半条船也看不到，想跑都跑不了……
等等，干吗要跑呢？
因为实在太苦了。
后湖驳查黄册，绝非想象中那样度假式办公。对可怜的监生来说，不啻噩梦。
弘治十七年（1504年），国子监祭酒章懋这样描述监生们的工作状态：“缘彼处冬月苦寒，夜不灯火。夏月盛暑，又多蚊蚋。兼以土地卑湿，水泉污浊。监生到彼，多致疾病而死者。”
再看十几年后的正德十二年（1517年），南京户科给事中易瓒在一份奏疏里说得更详细：
“白昼，严锁各号，不容出入；黄昏，黑聚一室，不见灯火。酷热苦寒，并无休息。加以湖瘴袭人，湿气侵体，致疾者十常八九，幸免者百无一二。近日，监生邬凤病故湖上，虽暴染之于平日，实出感发于一时。暴露数日，直待开湖，方得装回，罔不伤心。诸生过湖，如蹈汤火。劳苦万状，不能尽述。”
瞧瞧，白天只能蹲在一个小号里干活，晚上为了防火，还不能点蜡烛。夏天热冬天冷，蚊虫叮咬、湿瘴之气密布。而且湖禁森严，你别说病了，就是病死了，也只能暴尸岛上，等每旬开湖之日才能把尸体运走。
这不是正德年才有的规矩。早在永乐十一年（1413年），监察御史张翼就上书皇帝，说岛上负责驳查的监生多有生病，能不能破例离岛送医？永乐的批复是：“但有病的，不要他过来，着太医院带药，就那里医治。”
可见湖禁犹如天条，谁都不得违反，病人都不能通融。
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之下，监生们还得认真干活。一旦出现驳查欠详、扣算欠精的失误，轻则责罚，重则拿问。
能请假喘口气吗？
也行。《南雍志》里记了两件事。一件是在洪武年间，临到驳查日子了，监生张振上书皇上，说今年轮到他们家当里长了，可家里除了他没有壮年丁口，请求归乡应役，朱元璋批准了；然后到了永乐年间，监生饶观也碰到和张振一样的情况，上书向皇太子请假，归乡应役，很快也得到了批准。
国子监的学生非要请假，没问题，您得自个儿去跟皇上或者太子说去——皇上日理万机，脾气还不好，你的请假理由是否充足，自己掂量吧。
环境差，工作多，假难请，按道理薪酬应该少不了吧？
对不起，没有，纯属义务劳动。你们这些大学生在国子监里求学，已经享受国家补贴了，每个月有廪米养活，凭什么还要钱？
那没有酬劳，总有功劳吧？
对不起，功劳也没有。
当年朱元璋为了锻炼监生，定下规矩，要求他们在各衙门实习历事，“实历”至少要做满一年。监生历事考核里明确规定，一年期满，考官要根据监生的实习表现，分成上、中、下三等。上等可以委以重任，补授实缺；中等可以随材任用；下等要回校重学。
对监生来说，这一年的实习履历非常重要，决定了他未来在官场的位置。
这个“实历一年”的时间，绝不是你随便混混日子就能攒满的。首先，你得在朝廷指定的部门干活，比如六部、通政司、都察院、大理寺、五军都督府，甚至锦衣卫；其次你得负责具体实务，比如抄录文书、查核仓储、清丈土地、监修工程、随御史出巡观风等等。你只有满足这两个条件，工作时间才能折算进“实历”。可惜的是，驳查黄册这项任务，却不能折算“实历”。
这事可以理解。你想，驳查黄册十年才一次，一次才三个月，而且每次活动要动员一千两百个监生。如果这也能折算实历的话，一次驳查，差不多整个国子监的学生都涨了三个月“实历”，考核制度还有什么意义？
但对监生个人来说，可就惨了。你忙活的这三个月，是没法写入实历履历的，还得去别的地方干满一年，才能授官。
因此后湖驳查这件差事，对监生们来说，只有苦劳——事实上，官府正是把驳查归为一种特殊的徭役。徭役，不就是白干嘛。
好在从洪武到永乐这段时间，皇帝对国子监很重视，很多官员从这里直接选拔。监生们有上升渠道，朝气蓬勃、前程远大，驳查这点辛苦活，忍忍也就过去了。
可随着时间推移，形势越发不妙起来，因为大明迁都了。
永乐帝把首都迁到了北京以后，国子监本部也随之北上，称北雍，南京国子监沦落为陪都分校，称南雍，影响力大幅降低。而后湖的驳查工作，总不能让北京学生千里迢迢南下吧？还得南京国子监出人，这就有点入不敷出了。
更麻烦的是，在永乐之后，明代科举制度日渐成熟，成为官员来源的主要渠道，从国子监选走的官员越来越少，监生地位一落千丈。监生们别说得不到好的官职，甚至连“历事”都很难获得机会，只能年复一年地滞留在国子监里，看不到未来。
宣德年间，国子监淹滞人数将近五千人，年纪最大的甚至超过五十岁——距离永乐北迁这才多少年？
驳查条件恶劣一如既往，大环境和政治待遇却每况愈下。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监生参与的积极性大幅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