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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几天之后我去找了学校心理专家范·迪伦。回到家，我说了实话，我告诉克莱尔，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得让我保持安静。我跟她说了心理专家通过家庭医生给我开的药，而且是在一个不到半小时的对话之后。
“哦，对了，”我对克莱尔说，“他建议我戴副太阳镜。”
“太阳镜？”
“他说，戴上太阳镜，可以帮我挡掉众多意欲侵入我的东西中的一部分。”
我只隐瞒了一小部分实情。我用隐瞒这一小部分的方式，避免让自己撒一个真正的大谎。
心理专家跟我提了一个名字，一个听上去像是德国人的名字。是一个神经病学家的姓，由他发现的病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用一种疗法我可以对其稍加控制，”范·迪伦边说边严肃地看着我，“但是最初您必须把它当作神经性疾病来对待。用正确调配的药物，可以很好地掌控这种异常现象。”
之后他又问我，据我所知，有没有其他家族成员也有类似的病痛或症状。我想到我的父母，然后是祖父母，整个族系里的人都过了一遍——叔叔阿姨、堂表兄弟姐妹，还尝试不忘范·迪伦所说的话，即这种病的症候群经常是几乎感觉不到的：大部分人表现都还算正常，最多会有些许迟钝，他说。在比较大的场合，他们经常是要么说大话，要么干脆什么都不说。
最终我摇摇头。我想不起任何人。“您问到我的家庭成员，”我说，“是不是意味着，这种病是可遗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