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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人们一看到账单就会哈哈大笑起来的餐厅，该给多少小费呢？我记得，这是我们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不一定只是和赛吉、芭比讨论，还有其他跟我们一起在荷兰的餐厅里用餐的朋友。我们来设想一下，一顿四人餐要四百欧元——请注意，我现在并不是说我们的这顿是四百欧元，小费按百分之十到十五的比例来算，那么按照逻辑就得留下最少四十欧元、最高六十欧元的小费。
六十欧元的小费啊——我实在忍不住，哧哧地笑。如果不注意的话，我又会大笑起来。这是有点神经质的笑，如同在葬礼上或是教堂里，在这些本该保持安静的地方。
但是我们的朋友们从来不笑。有一次，一个很好的女性朋友在一家类似的餐厅里用餐时说：“这些人得靠这个生活呀！”
在我们要去餐厅用餐的那天早上，我取了五百欧元出来，打算付了全单的，包括小费。我打算在我的哥哥瞅准机会递出他的信用卡之前，很快地在那个小碟子里放上十张五十欧元面值的钱的。
那晚，当我后来在小碟子里放上了剩下的四百五十欧元时，餐厅主管开始还以为我理解错了。他说了些不知所云的话。谁知道呢，也许他是想说百分之百的小费实在太高了，然而我走到他面前，对他说：“这是给您的……只要您向我保证，永远不把看到我和我的儿子在花园里的事情说出去。永远。不光是现在，不光是一周以内，也不光是一年之内。是永远！”
赛吉输了选举。一开始选民中还不乏一些人，对这位面孔整得叫人恶心的候选人还怀有一定的同情。一只葡萄酒杯——一只快碎到杯柄的葡萄酒杯，我真得说——造成的伤口是很罕见的。特别是这些伤口很少能愈合，而且会产生很多息肉和光秃秃的地方，在这些位置，原来的脸是再也回不去的了。头两个月内，他接受了三次手术。最后一次术后，他留了一阵胡子。现在，当我再去回想，我觉得那胡子就是转折的开始。他披着风衣，站在广场上、在工地上、在工厂门前，发放传单——留着他的胡子。
在选举预测中，赛吉·罗曼之星戏剧性地陨落。几个月前看起来还像是已经赢了的比赛，现在却变成了自由落体。选举前的一个月，他又把胡子刮掉了，这真是绝望的最后一幕。选民们看到了带伤疤的脸，也看到了那些光秃秃的地方。一张带伤疤的脸可能给一个人造成的损失，是令人极为诧异的，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公平的。人们看到这些光秃秃的地方，就会不自觉地问自己，这些地方之前曾经是什么呢？
当然无疑是胡子，给了他致命一击的胡子。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先被留出来，然后又在已经太晚了的时候被刮掉了的胡子。赛吉·罗曼不知道自己想怎么样，这就是选民们得出的结论，而他们会把选票投给他们熟悉的人——如同地毯上的污渍。
赛吉当然没有起诉，没有控告他的弟妹，他弟弟的妻子，因为这不是个好兆头。
“我想，他现在已经明白了，”酒馆的意外发生几周后，克莱尔这样说，“是他自己说的：他希望我们作为一家人一起来解决这件事。我想，他已经明白，有些家丑就是不可外扬的。”
不过赛吉和芭比还有其他的事够他们烦的，比如贴寻人启事找他们的养子博。他们把这事搞得很大，在各大报纸杂志登照片，在城市乡村贴海报，在电视里播放寻人启事。
最近的一次节目中播放了一条新闻，博在失踪前给他妈妈的手机语音信箱留过言。芭比的手机是找不回来了，不过这个信息也被封锁了，即使它现在的意义已经不同于那个共进晚餐的夜晚。
“妈妈，不管发生了什么……我只想对你说，我爱你……”
几乎可以这样断言，为了把博找出来，他们都已经快把天地翻转过来了，不过也有人质疑。第一个猜测博也许是受够了他的养父母、回到他的出生地去了的是一份周刊。“这种情况在他们处在‘叛逆的年纪’时是会出现的，”那份周刊这样写道，“这时，收养的孩子就会踏上寻找亲生父母之路。或者至少他们会产生对自己家乡的好奇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