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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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5年，讽刺作家、未来的主教约瑟夫·霍尔<a id="ch1-back" href="#ch1">⁽¹⁾</a>初次踏上了佛兰德斯<a id="ch2-back" href="#ch2">⁽²⁾</a>的土地。他写道：“我们一路看见，不知有多少教堂遭焚毁，只剩下残灰余烬以告知路人，虔诚与仇恨曾并行于世。天啊，战争<a id="ch3-back" href="#ch3">⁽³⁾</a>的步履何等残酷！……令我惊讶的是在教堂纷纷倒下之时，耶稣会<a id="ch4-back" href="#ch4">⁽⁴⁾</a>学院却遍地兴起。每一座城市都有这样的学院，或在修建中，或在运营中。是何原因？莫非对宗教的虔诚不如现世政治要紧？一如我们形容狐狸的那样，耶稣会里都是些愈挫愈强的人。本来世上并无人像他们那样自轻自贱，也无人像他们那样遭人仇恨，更无人像他们那样被我们抵制，但不料这些邪恶的种子最终还是生根发芽了。”

耶稣会的壮大，理由其实很简单，也很充分：民众需要他们。

霍尔和他那一代人再清楚不过了，耶稣会的神父们视“现世政治”为首要宗旨。他们之所以建起学校，目的只是在于加强罗马天主教会的力量以对付其敌人，即那些“自由派”以及新教徒。耶稣会希望通过教育创造出一个有知识的教友阶层，并使这一阶层愿意全心保障教廷的利益。按照切瑞蒂<a id="ch5-back" href="#ch5">⁽⁵⁾</a>的说法（这一说法曾让义愤填膺的米什莱<a id="ch6-back" href="#ch6">⁽⁶⁾</a>歇斯底里）便是：“我们将婴儿的四肢包裹在摇篮中，是为了塑造他们健全的形体；如此说来，人从幼时开始，就有必要约束他的意志，以保证其一生顺从、幸福并且健康。”只是，耶稣会想要控制民众的动机虽然足够强烈，但他们布道的手段却未免太过柔弱了。耶稣会培养出的优秀学生，虽然其意志受到了种种束缚，但最终还是逃离了学校，成为了自由的思想者，甚至有些人像让·拉巴底<a id="ch7-back" href="#ch7">⁽⁷⁾</a>一样，转身成为了新教徒。可见，从“现世政治”的角度考虑，耶稣会的这套体系，从未像其始创者期望的那般高效运转。

民众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们只对好学校感兴趣，因为男孩们可以在其中学到所有该学的知识——一位绅士照理是要掌握这些知识的。与其他绝大多数教育机构相比，恰恰是耶稣会满足了民众的这一需求。

伏尔泰曾写道：“在耶稣会的屋檐之下，历经七个寒暑，我究竟观察到了什么？我观察到的是一种追求自控、勤奋、有序的人生观。神父们用尽一整天的时间，要么致力于传授知识给我们，要么严格按照入会的誓言自我苦修。成千上万像我一样受其教育的人，都能为我作证。”伏尔泰的回忆证明了耶稣会的教育方法确有其卓越之处，可伏尔泰的一生却恰恰印证了耶稣会政治目的的破产。要知道，耶稣会的教育方法，原本就是为达到其政治目的而设立的。

在伏尔泰求学的时代，耶稣会学院是很常见的教育机构。更早一个世纪，耶稣会学院的种种优点看起来似乎是积极的，并带有变革的意味。当时，社会上绝大多数的教员对一切都是外行，却唯独善用桦木条鞭打学生。相对而言，耶稣会学院里的训练方法就人性化多了。学院的教师也都经过精心挑选，并且接受了系统的培训。神父们则教授非常优雅的拉丁文，最新的光学、地理学、数学知识，以及“戏剧”（学院期末的“戏剧演出”相当有名）、礼仪、虔敬（对教廷的虔敬，至少在亨利四世改宗<a id="ch8-back" href="#ch8">⁽⁸⁾</a>之后的法国是这样）和对皇权的服从。因此，法国上层阶级中的模范家庭对耶稣会学院颇为青睐：那些心软的母亲们，一想到自己的心肝宝贝要受到老式棍棒教育的折磨，就不寒而栗；那些博学的神父舅舅们，则关心自己的外甥是否能得到纯正教义的熏陶，从而培养出西塞罗<a id="ch9-back" href="#ch9">⁽⁹⁾</a>式的风格；最后，还要归因于那些父亲们，他们身为爱国的官吏，自然赞成君主制，同时作为精明的布尔乔亚，他们又指望“耶稣连队”<a id="ch10-back" href="#ch10">⁽¹⁰⁾</a>的人脉可以帮助自己的儿子找到一份工作——或是在法庭上拥有一席之地，或是得到一个清闲且报酬丰厚的神职岗位。举个例子，鲁昂市的高乃依先生，一位皇家律师，和他的妻子玛莎·勒·佩桑，相信他们的儿子皮埃尔定有远大的前途，于是决定送儿子到耶稣会学院去求学。还有雷恩市议会的参赞，约阿希姆·笛卡尔先生，1604年，他带着幼子勒内<a id="ch11-back" href="#ch11">⁽¹¹⁾</a><a id="ch12-back" href="#ch12">⁽¹²⁾</a>——一个聪明的八岁小家伙——到拉弗莱什市新开的耶稣会学院就读，该学院由皇家捐赠建立。大约在同一时期的桑特市，博学的加农·格兰第先生有一个侄子名叫于尔班，于尔班的父亲也是一名律师，虽不如高乃依和笛卡尔那般显贵，却也很有名望，受人尊重。当时，于尔班十四岁，极其聪明，理应接受最高明的教育。想在桑特市附近获得最好的教育，唯一的选择就是位于波尔多的耶稣会学院。

波尔多的耶稣会学院在教育界声名卓著，设有一所高中、一所文科学院、一所神学院，以及一所专为培养已授圣职研究生的高级研修所。早慧的于尔班·格兰第在耶稣会学院里学习了十几年，从起初的学童，一路成长为大学生、神学生。1615年，他被授予圣职，正式成为一名耶稣会修士。倒不是说他渴望加入这支“连队”，因为他并未感到蒙神呼召，更无意服从于苛刻的清规戒律。没错，相较于遁居修会，他更擅长尘俗布道。以他的天赋，再加上教廷内最强大组织的庇护与推动，他似乎前途无量。或许他可以担任某个大贵族的家庭神父，成为未来法兰西元帅的家庭教师，甚至最后有望成为红衣主教；或许他有机会受邀，在众多主教、公主，甚至是王后陛下本人面前，展现他震撼人心的雄辩术；或许他有机会肩负外交使命，被授予高官，或挂一闲职大发其财。以上各种可能性，油水都不少。也有可能——可能性甚微，毕竟他并非出身贵族——在他的垂暮之年，某位慷慨的主教会为他的生活锦上添花，使他愈发富足美满。

在他职业生涯刚刚开始的时候，境况相当顺利，似乎最乐观的预期都水到渠成地实现了。经过两年神学、哲学的高级研修，当时年仅二十七岁的年轻神父格兰第就因其多年的勤奋与善行而受到嘉奖。“耶稣连队”奉上大礼，提拔他担任马尔什省<a id="ch13-back" href="#ch13">⁽¹³⁾</a>圣皮埃尔教区的教区长，赴卢丹事工，听起来位尊权重；同时托“耶稣连队”这位大恩主的福，他被任命为圣十字学院教堂的教士。脚已经踏在梯子上，他所要做的不过是拾级而上罢了。<a id="ch14-back" href="#ch14">⁽¹⁴⁾</a>

卢丹，你的新神父骑着马，步履铿锵，向他的归宿徐徐走来了。

卢丹是座小城，依山而建。至高处是两座高塔，其一是圣彼得教堂的尖塔，另一座是栋宏伟的中世纪城堡的主楼。如果将这两座高塔视为社会的某种象征或符号，那么，卢丹的这两座标志性建筑多少就有些落伍于时代了。虽然那座尖塔仍旧向城市投下它哥特式的幽灵，并任由它肆意横行，但城中相当一部分市民可是胡格诺派<a id="ch15-back" href="#ch15">⁽¹⁵⁾</a>，他们痛恨这塔所属的天主教会。普瓦捷伯爵在很久以前所建的那座庞大城堡，则依然实力强大，但是，黎塞留<a id="ch16-back" href="#ch16">⁽¹⁶⁾</a>很快将要掌权了，地方自治、外省城堡的黄金时光已然屈指可数。

我们这位还对此一无所知的新神父，骑马踏入的不单是宗教战争的最后一幕，也是民族革命的开场。

城门处，一两具腐烂的尸体悬挂在市政府的绞刑架上。城墙之内，街道照例肮脏不堪；空气中也照例弥漫着种种味道：柴火的烟味、屎溺味、鹅肉味、熏香味、烤面包味、马骚味，等等，诸味杂陈；猪与不洗澡的人们比肩而行。

农夫、工匠、雇工、仆佣，这些底层的穷人默默无闻，可以忽略不计，但却是这座城市一万四千人中的大多数。阶级地位稍高些的是一些店主、熟练的手艺人和小官僚，他们没有安全感，聚在一处，勉强维持着最底层布尔乔亚的体面生活。而那些大商人、专业人员（律师一类）、小贵族与大农场主（他们在所处的等级中算是素质较高的）、封建主和贵族神职人员，则居于那两类人之上，完全受其供养，享有无可争议的特权，以“君权神授”的名义统治着他们。

除了偶然能见到的几块文化与才智的绿洲外，卢丹城中的思想气氛偏狭守旧得令人窒息。富人们终日盘算的不过是金钱、财产、权力和特权，他们对这些有用不完的热情。城中最多有两三千人能支付得起诉讼费，或者需要专业的法律咨询。因此，卢丹城的法律专业人士构成如下：大律师不少于二十名，初级律师不少于十八名，法警不少于十八名，公证人不少于八名。

在全身心地关注财富之外，人们如果还有剩余的时间和精力，就用于老一套的消遣活动，比如周期性的狂欢、骤然发作的对家庭生活的热情，或邻里间的嚼舌根，或沉湎于繁琐的宗教程序，或陷于无穷无尽、尖酸刻薄的神学争论之中（当然，卢丹原本就是一个自相纷争的城市）。

并无证据表明，神父在此地任职期间能拥有什么地位；也无证据表明，此地有什么真正的精神信仰。只有一些“卓异”的个体对精神生活有广泛的关注，他们凭直接经验便认定上帝是个灵，需以精神去信仰。由此可见，卢丹市内流氓恶棍很多，但好歹还有一些正直的、好心的、虔敬的，甚至献身信仰的人。可惜，此地并无圣徒，也无一男半女可以仅凭一己之力，以自我验证的方式洞彻永恒的真实，并与这神圣的土地相融合。需要再过六十年，在卢丹的民众历经了最苦痛的身心折磨后，才会有这样一个人出现在城中，她名叫路易丝·德·特荣谢。在卢丹的医院里，她一面献身于治病救人的工作，又一面成为了人们一段紧张、热切的精神生活的中心人物。那时，卢丹城中的人们，不分年龄，不论等级统统汇集而来，向她询问有关上帝的事，恳求得到她的建议与帮助。路易丝曾经写信给她远在巴黎的告解神父：“这里的人们如此爱我，让我感到万分羞愧，因为我一谈到上帝，人们便深受感动，以至开始痛哭。我担心他们由此对我萌生好感。”于是她渴望逃离，想躲藏起来，但卢丹城里虔诚的人们又让她动弹不得。经她的祈祷，患者便常被治愈。这令她羞愧难当，因为人们认定这是她造就的奇迹。她写道：“倘若我果真创造过奇迹，我当认定自己遭了诅咒。”后来，她接到命令离开了卢丹。对于卢丹人来说，一时之间，似乎再没有一扇窗户能被圣光照亮。不久之后，这股狂热便冷却了，卢丹市民献身精神生活的决心也随之灰飞烟灭。卢丹市重归故态，而这种故态，正是六十年前于尔班·格兰第骑马进城时所见到的。

格兰第神父初到卢丹时，市民对他的看法分为两派。绝大部分虔诚的女性支持他，因为前任的本堂神父是一个步履蹒跚、可有可无的老东西；而这位新来的却是正当盛年的男人。他高大、健壮、仪表堂堂（按当时某个人的说法，甚至有些王者尊严），有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在他的四角帽下，还有一头浓黑茂密的鬈发；他天庭饱满，鹰钩鼻，嘴唇红润、丰满、灵活。他的下巴上留着著名画家凡·戴克那样优雅的胡须，上唇胡须经过勤勉的打理，并涂以发油，使其尖端上翘，沿着两个鼻翼，遥遥相对，就像两个迷人的问号。读过《浮士德》的人若看到他的画像，会以为此人是另一个靡非斯特<a id="ch17-back" href="#ch17">⁽¹⁷⁾</a>，多一些肉欲，多一些和蔼，却比原著人物少那么一点点聪明劲儿——不过他穿着的可是神父的华服。

格兰第的外表已经如此迷人，举止也彬彬有礼，言谈更是妙趣横生，正是善于社交的人才。他从容不迫地赞美着女性，倘若被赞美的妇人恰好可称得上是一位美人，那么他的目光可就比他的言辞要显出更多的奉承之意了。显然，新任教区长对辖下女性教民的兴趣，已经远远超过了单纯的宗教性质。

格兰第生活在一个时代的破晓时分，这个时代，不如就称之为“体面的时代”。

其实，贯穿整个中世纪以及早期现代社会，罗马天主教的教义与单个神职人员的实际行为之间，始终存在一个巨大的鸿沟，无法逾越——似乎也没有逾越的可能性。那时，绝大多数神父，无论是最高级的神职人员，还是最低层次的修道士，都是彻头彻尾的寡廉鲜耻之辈，但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期的任何一位艺术家却都视其为理所当然。教会的腐朽招致宗教改革，而宗教改革也引来了“反宗教改革”。在特兰托公会议<a id="ch18-back" href="#ch18">⁽¹⁸⁾</a>之后，无耻的教宗越来越少见。直到十七世纪中叶，教廷彻底灭绝了无耻教宗的邪恶种子。即使还有一些因贵族子弟身份而得以升迁为主教的人，此时也努力使自己的举止端庄。而对于低层的神职人员，胡作非为也得到了遏制，一方面，是因为教会机构对这种行为的监管更加敏锐和高效；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耶稣会、奥拉托利会等组织内部也萌发了自我洁净的极大热情。

在法国，国王利用天主教，以新教徒和大贵族的利益以及地方自治传统为代价，来强化中央集权，但对神父们的体面与否却给予了特别关注。因为倘若神父们犯有秽行，那么民众就不会尊重教会。在一个不仅信奉“朕即国家<a id="ch19-back" href="#ch19">⁽¹⁹⁾</a>”，也信奉“朕即天主教会”的国度，对教会不敬，即是对国王不敬。

培尔<a id="ch20-back" href="#ch20">⁽²⁰⁾</a>曾经在他那部伟大辞典中某处冗长的注脚里写道：“我记得有一天，我问一位绅士（此人曾告知我无数有关威尼斯僧侣荒谬行径的故事），参议院怎么能够容忍这些怪胎，他们对宗教与国家的荣耀都毫无益处。此人回答，为了社会福祉，君主们不得不利用这种亵渎行为。听来是一个谜语。他又给我做了解释，说神父们和僧侣们被人民唾弃，参议院正乐得不行，因为如此一来，他们就没法在人民中间发动叛乱了。他又说，耶稣会的人之所以不招君主待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恪守教规，势必更受下层人民的尊崇，也就更易发动叛乱。”

但在整个十七世纪，法国政府对神父们胡作非为的态度，却与威尼斯参议院的态度截然相反。后者害怕教廷的侵扰，乐意见到神父们行为谬乱如猪，对可敬的耶稣会却不待见。而法国国王因其政治上的强大，且“高卢主义”<a id="ch21-back" href="#ch21">⁽²¹⁾</a>根深蒂固，实在没理由害怕教宗，反而觉得天主教会作为一种统治手段极其有用。因此，法国看重耶稣会，并抵制神父的胡作非为，或至少反对他们的言行失检。

格兰第这位新任教区长开始他的职业生涯时，神父们的各种丑闻虽仍常见，但却越来越受到有权势之人的厌恶。比格兰第年纪略小的同代人让-雅克·布夏尔<a id="ch22-back" href="#ch22">⁽²²⁾</a>在自传中回顾了自己的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他留下的是一份不偏不倚、完全客观、毫无忏悔之情、全然不顾道德评价的档案，以至于十九世纪的学者们仅在私人圈子里传阅，并对这位作者难以言尽的堕落行径予以严厉的批评。但是，对于深受哈维洛克·艾利斯<a id="ch23-back" href="#ch23">⁽²³⁾</a>、克拉夫特-艾宾<a id="ch24-back" href="#ch24">⁽²⁴⁾</a>、赫希菲尔德<a id="ch25-back" href="#ch25">⁽²⁵⁾</a>、金赛教育的现代人来说，布夏尔的著作已经不再那么令人厌恶了。虽然此书已不再使人震惊，但现代人读了必定还是会有些吃惊。当人们发现，路易十三治下的臣民描述异常性行为时所用的语言如此平淡，不带情感，就像当今女大学生回答人类学家的调查问卷时所用的语言，或像一位精神病医生录下一个病例时所用的语言，这还不够人们吃一惊的吗？

笛卡尔比布夏尔大十岁，但是早在这位哲学家开始解剖翻滚的活物——老百姓称之为阿猫阿狗——之前，布夏尔就已经在他母亲的女仆身上进行了一系列精神——化学——生理的实验。布夏尔初次注意到这个女孩时，她还是虔诚的，甚至贞烈到带有攻击性，但布夏尔具有巴甫洛夫<a id="ch26-back" href="#ch26">⁽²⁶⁾</a>那样的耐心和聪明，他成功地将女仆由盲目的宗教信仰者，驯化为了一个自然哲学的信徒。因此，她自愿从事这种实验，并且为此做好了被观察与实验的准备。在布夏尔床边的桌子上有六部对开本的图书，都是关于解剖学和医学的。这位古怪的实验者，可以说是普洛士与巴德尔士<a id="ch27-back" href="#ch27">⁽²⁷⁾</a>的先驱，他在与女仆的两次幽会之间，甚至在两次尝试性的爱抚之间，都会打开威廉·哈维<a id="ch28-back" href="#ch28">⁽²⁸⁾</a>、费尔内尔<a id="ch29-back" href="#ch29">⁽²⁹⁾</a>或费尔南德斯的书，查阅相关篇章、小节或片段。不过，他与绝大多数其同时代的人不同，绝不迷信任何权威。

莱蒙纽斯<a id="ch30-back" href="#ch30">⁽³⁰⁾</a>与罗德里格斯·德·卡斯特罗<a id="ch31-back" href="#ch31">⁽³¹⁾</a>或许会说，他们对月经感兴趣是因为月经的性质怪异、令人恐惧；布夏尔则铁了心要自己搞清楚，月经是否真的如传闻所言有各种各样的妙用。如今有这位自愿的女仆协助，他便做了一系列的实验，只为验证自古以来医生、哲学家和神学家们在他们的学位帽和四角帽之下始终争论不休的种种结论。最后，他发现经血并不会使草叶枯萎，不会使镜子失去光泽，不会使藤蔓的花蕾破裂，不会溶解沥青，也不会在匕首的锋刃上染上无法清除的锈斑。在布夏尔决定离开巴黎前往教廷“淘金”时，生物科学便不幸失去了它最有前途的研究者。布夏尔选择离开巴黎，也是为了躲避他那位合作者的逼婚，即他笔下所谓的“琐事”<a id="ch32-back" href="#ch32">⁽³²⁾</a>。而他想在教廷谋求的不过是一个“有名无实”的主教职位，最不济，在布列塔尼<a id="ch33-back" href="#ch33">⁽³³⁾</a>谋得一个不那么显赫的职位，每年能赚得五六千里弗<a id="ch34-back" href="#ch34">⁽³⁴⁾</a>的圣禄，就心满意足了。（笛卡尔用其父辈的遗产做了精明的投资，其收益是一年六千五百里弗，虽算不得大富大贵，但至少能保证这位哲学家可以像一位绅士那样体面地生活。）可惜，可怜的布夏尔从未能获得过圣禄。他被同时代的人所熟知，仅仅是作为一部荒谬著作《饶舌》的作者，或作为一部包括了四十六种语言在内的诗歌合集的编辑，这些语言包括了科普特语、秘鲁语、日语等。而不到四十岁，他便溘然长逝。

卢丹的新任教区长身强体健，他极其热切地渴盼将自己的床笫变成一处实验室。像布夏尔一样，格兰第出身于一个令人尊敬的布尔乔亚家庭；像布夏尔一样，他是在教会寄宿学校受到的教育；像布夏尔一样，他聪明又博学，是一个热情的人文主义者；像布夏尔一样，他也渴望在教廷获得光辉灿烂的前程。即使气质上不一定相似，但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两人的相似之处很多。因此，布夏尔自己所描述的童年、学生时代和假期里家中的娱乐活动等情况，可以间接地作为格兰第生活情形的证据。

布夏尔在《忏悔录》中揭示的世界，非常近似于今日性学家们揭示的世界，硬要说两者有什么区别，那么恐怕布夏尔揭示的还要更多些。我们看到在布夏尔笔下，孩童们自由而频繁地沉溺于性游戏，奇怪的是，大人们似乎并不加以干涉。学校里，在神父的管理之下，学生是不做剧烈运动的，男孩们充沛的精力找不到发泄的途径，于是只有不停自渎。而在休半日假时，他们还沉迷于同性恋。神父们鼓励的讲话、布道台上的雄辩、告解和祷告，都只能对他们的行为起到轻微的抑制作用。布夏尔记录道，因参加教会组织的四次大型宴会，他不得不克制自己惯常的性活动，一口气要禁欲七到八天。尽管他也曾尝试过，却从未成功地将这种间歇性的禁欲时间延长到两周以上，“多么虔诚地自我克制都不行”。实际上，他根本就不是一个能依宗教精神自制和自责的孩子。

在特定的环境之下，我们的实际行为类似于一个受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嗜欲、兴趣是四边形的底，信念、伦理、宗教是它的高。我们可以想象，对于布夏尔以及与布夏尔一起玩乐的其他男孩而言，这个平行四边形的高，因其信仰的单薄而如此之低，而平行四边形的底又是那么得长，以至于那象征他们行为的对角线与这个底之间只有区区几度的夹角。

当布夏尔回家度假时，父母亲在他卧室中安排了一个年少的女仆。女仆清醒时，浑身都是美德，但是很显然，当她睡着了之后就不能对自己的行为做任何保证了。而根据她自以为聪明的诡辩，她是真的睡着了还是假装睡着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区别。后来，当布夏尔的学生生活结束之后，他发现家中果园里有一个漂亮的小女孩负责照看奶牛，只要给半个便士，她就会按照少东家的要求做任何事。还有一个女仆，布夏尔同父异母的兄弟卡桑·普里奥尔试图诱奸她，她因此被赶出家门，不过她后来又回来工作了，并很快成为了布夏尔性实验的小豚鼠兼合作者，《忏悔录》的第二部分对这些实验进行了描述。

布夏尔与法兰西王位继承人之间的地位差距，如鸿沟般宽广深长。然而，未来的路易十三与布夏尔这个地位卑微的同代人，却成长于相同的社会道德风气之下。通过让·埃罗阿尔<a id="ch35-back" href="#ch35">⁽³⁵⁾</a>的《日记》，我们可以掌握一份关于十七世纪法国儿童生活详尽、冗长的记录。是的，这位法国王储是个极其特别的孩子，因为他是八十年来法国王室第一个真正的男丁，生而为王。但是对我们来说显而易见的是，这个独一无二的金贵婴儿却被置于极其特别的教育环境中。如果说这种环境对一个孩子来说足够好的话，那问题是，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孩子”是谁？显然，对于这位王储而言，没有什么是足够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要问的是，这样的环境对普通人家的小孩来说是足够好的吗？

首先，王储与国王的一群私生子在一起成长，这些私生子有三到四位不同的母亲，这些私生子的兄弟姐妹中，有一些比王储年长，还有一些比他年幼。三岁时，也可能在更小的时候，王储已经清楚地知道“杂种”是什么意思，以及“杂种”是如何制造出来的。人们一直粗俗地谈论着这一切，以至于小王储常常为此感到震惊。“呸！那货！下流极了！”他会这么说起他的女主管蒙加丽女士。

亨利四世<a id="ch36-back" href="#ch36">⁽³⁶⁾</a>则对黄色歌曲甚有偏爱，于是，他的朝臣和奴仆们便掌握了大量的淫猥歌曲，当他们在宫廷里四处走动时便不停地哼着这些歌。当他们不高声吆喝这些色情歌曲时，王储的侍臣们，无论男女，都喜欢与这个孩子开些淫秽的玩笑，取笑他父亲的那些私生子以及他未来的王妃（因为他很小就已经订婚了）——奥地利的安妮公主<a id="ch37-back" href="#ch37">⁽³⁷⁾</a>。而且，王储的性教育不仅限于口头，到了晚上，这孩子常常被带到侍女的床上，而侍女或者赤身同其他妇人睡在一起，或者在与她们的丈夫颠鸾倒凤。由此看来，在四五岁的时候，这孩子恐怕就对性生活了如指掌了。这些知识不是他道听途说得来的，而是根据实际的观察所得，因为在十七世纪的宫廷里是完全没有“隐私”这种观念的，那时建筑师们还没有设计出走廊，所以，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人们就随意地穿过其他人的房间。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房间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正在发生。

此外，还有礼节的问题，在这方面，当时的贵族要比后来人倒霉许多，他们可从来不被允许孤身独处。假如一个人的血液是蓝色的<a id="ch38-back" href="#ch38">⁽³⁸⁾</a>，那么他必定生于众人之中，死于众人之中，甚至上厕所都是公开的，偶尔，还要当着众人的面做爱。而当时的建筑风格，又注定了人们几乎无法避免看见他人的出生、死亡、如厕、做爱。路易十三晚年相当厌恶女性，而极其热衷男风（虽然未免有些柏拉图主义）；同时，他甚是反感各种残疾人和病患。厌恶女人，从蒙加丽女士和其他宫廷妇人的行为中可以找到理由；作为反作用，他喜好男风也能解释得通；至于反感残疾人和病患，又有谁能解释清楚呢？这个孩子，在圣日耳曼昂莱<a id="ch39-back" href="#ch39">⁽³⁹⁾</a>完全开放的卧室中，不知道还见过什么令人憎恶的勾当呢！

如上这些，同样是格兰第这位新任教区长成长的世界。这个世界中，传统的性禁忌对无知、赤贫的大多数人来说影响甚微，而对那些更高等级的人来说，这种影响也大不到哪里去。这个世界中，公爵夫人开起玩笑来与朱丽叶的乳母一般无二；而贵妇人们相互谈话，只是照抄巴斯夫人<a id="ch40-back" href="#ch40">⁽⁴⁰⁾</a>的谈吐，甚至还要更加下流和愚蠢；至于有钱有势的男人，倘若他对污垢和虱子不是过分敏感，那么他可随意满足自己的食欲；而在那些有教养、有思想的人中，宗教的教育大抵是以匹克威克式<a id="ch41-back" href="#ch41">⁽⁴¹⁾</a>的方法进行的。因此，理论与实际行为之间的鸿沟，虽然比起中世纪那个信仰时代来是变窄了些，但依然巨大。于尔班·格兰第就是这样一个世界的产物，他前往自己的教区，满心希望，无论是面对高高在上的神圣宇宙，还是对待令人憎恶的人世，都能两面讨巧，游刃有余。

龙萨<a id="ch42-back" href="#ch42">⁽⁴²⁾</a>是格兰第最喜欢的诗人，他曾经写过几节诗，完美地诠释了这位年轻教区长的人生观。

当我们身处圣殿双膝下跪，我们的行为当虔诚热烈一如那歌颂上帝者即使在教堂最隐秘的角落亦卑躬到尘埃里

当我们已经躺倒床上四肢缠绕就让我们做成荡妇一如那些爱人自由嬉闹沉溺于万般的爱戏

这几句诗描述了丰满多姿的生活，这种生活正是为格兰第这种年轻强壮的人文主义者准备的。但是，神父的生活只能以上帝为唯一的中心，就像一个圆规，而不能像风向标一样随风乱舞。为了保证自己的生活只有一个中心，神父们设定了许多的义务，许下相应的诺言。对格兰第来说，义务已被设定，誓言也已许下——这是他精神上的束缚。

在卢丹市住了十年之后，他在一篇简短的论神职人员独身的文章中将他的誓言公之于众——虽然仅仅只是为了一个特别的读者。他是反对独身的，为此提出了两个论点。其一可用如下的三段论来概括：“任何一个誓言，倘若承诺的是根本不可能完成之事，则此誓言并无约束力。对于年轻的男性来说，禁欲是不可能的。因此，任何包括禁欲在内的誓言，便都无约束力。”

如果这个论点还不足够有力，他还有第二个论点，建立于被普遍认可的一则格言之上，即：凡被逼许下的承诺，并无约束力。他写道：“神父并非热爱独身，选择独身仅仅是因为如此一来他便有望被授予圣职。”他的誓言“并非来自他的意愿，而是被教廷所强制，教廷迫使他——不管他是否情愿——接受独身这项条件，否则，就不让他从事圣职工作。”

最后的结论是，他——格兰第——自认终将拥有无限的自由，可以去结婚，与一个貌美、听话的妇人去过那丰满多姿的生活。

对于教区里正派的女人们来说，这位新任教区长多情的气质似乎是最可怕的丑闻，但这样的女人毕竟是少数。对于其他妇人，哪怕是铁了心要保持贞洁的女人，格兰第用他的外表、行为和声誉营造出一种甜蜜动人的吸引力，性吸引力与宗教搅和在一起，像是制造出了某种特别的味道，有点令人反胃，却又精致、尖酸，足以让味蕾吓一跳。这一切，似乎就这样揭破了她们的秘密。可是，揭破的是什么秘密呢？这恰恰是个问题。

格兰第大受妇人们欢迎，这令他在男人中间极其不受待见。起初，女性教民的丈夫和父辈们深深地怀疑这位花花公子，他那优雅的举止和巧舌如簧的天赋统统可疑。就算这位新任教区长是个圣徒吧，可为什么圣彼得教堂的美妙生活要落到一个外人头上？本地的男孩们又犯了什么错？卢丹的什一税<a id="ch43-back" href="#ch43">⁽⁴³⁾</a>应该用在本地孩子身上。使矛盾更加激化的是，这个外人还不是独自一人前来，他还带着母亲、三个兄弟和一个妹妹，甚至还为其中一个兄弟在卢丹市最高行政长官的办公室里谋得一职；另一个兄弟还仅仅是一名司铎，就已被任命为圣彼得教堂的首席神父；第三个兄弟也已排上了号，虽然暂无官方职位，却也已经鬼鬼祟祟地热望着做些神父的零活儿了。这简直就是侵犯！

然而，即使那些爱发牢骚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位格兰第先生布起道来倒确实声如洪钟，他能力很强，满口大道理，俗世的知识也非常丰富。但他的种种优点反过来也对他不利，因为他是一个才智之士，阅读广泛，因此，他首先是被市镇里那一小撮贵族、有教养的人所接受，这些人的家门总是对那些乡下的暴发户、粗俗的官僚、出身名门的蠢货（算是城中较高等级的人，却不是最高等级）紧闭不开，却立刻向这个来自外省的年轻傲慢之徒敞开了。更出人意料的是，这家伙竟然与新任市长兼城堡主人让·德·阿曼涅克打得火热，随后又结交了卢丹城的风云人物——著名的法学学者、政治家、历史学家和诗人——年高德劭的塞弗勒·德·圣马尔特。想想看，当那些被排除在外的显要们听说这一切时，他们心中的苦楚和愤恨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