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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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并未感受到神召的人来说，居于十七世纪的修道院无非会感到无聊与失望，要得以轻微的缓解，唯有偶然的快活时刻<a id="ch1-back" href="#ch1">⁽¹⁾</a>，比如与来客在会客厅中嚼嚼舌头，或者在闲暇时分专心于某些虽然无害但也完全无意义的嗜好。

绪兰神父在他的《书信集》中曾提及用草编织的装饰品，许多他熟知的修女在这些琐碎之物上花费了大量的闲暇时光。其中的一件杰作是用稻草编织的一架微型马车，它由用草编织的六匹马拉着，此物命中注定要去装点某位贵族女信徒的梳妆台。真福高隆汴司铎<a id="ch2-back" href="#ch2">⁽²⁾</a>在论及圣母往见堂<a id="ch3-back" href="#ch3">⁽³⁾</a>的修女们时曾这样说道，虽然修会的规矩立意高贵，原本是为了引领灵魂抵达至善之境；虽然他也曾在圣母往见堂中见过个别神圣而高尚的修女；“虽然到处都是遵守教规、准时起床、做弥撒、祷告、忏悔、领圣餐的人，但她们这么做，不过是因为习惯，因为钟响了，因为别人也在这么做。至于她们的心，几乎并未真正地投入到这些事情之中。她们有许多的小想法、小计划，这使她们忙碌；于是，有关上帝的事虽然在她们的意识中，却不过是无关紧要的事情罢了。无论在修道院之内，还是在修道院之外，亲朋好友耗尽了她们所有的情感，于是，剩下来留给上帝的一点情感不过是某种懈怠的、被迫的情绪，而上帝对此是决不会接受的。……灵魂本该因对上帝的爱而永恒燃烧，修会正是这灵魂之火燃烧的熔炉。然而，如今修会却沦落为了可怕的平庸之所，连上帝自己都要承认，情况不可能更坏了。”

对于拉辛来说，皇家港修道院似乎是唯一值得人钦佩的修会，因为“其会客厅总是沉寂幽静，修女们没有聊天的热情，她们对外界事物漠不关心，甚至对她们的邻居也没有好奇心”。根据拉辛所罗列出的皇家港修道院的优点，我们就可以推论出其他不那么卓越的修道院会有哪些相应的缺点。

1626年，卢丹市建起了乌尔苏拉修会的女修道院，此修道院并不比一般的修道院好到哪里去，却也坏不到哪里去。其中的十七名修女都是年轻的贵族女子，她们之所以拥抱修道的生活，并非强烈渴望谨遵福音忠告，进而成为一个完美的基督徒，而是因为家庭经济并不雄厚，无法为她们提供既匹配其出身又为同等级求婚者所接受的嫁妆。她们的行为倒是无可指责，但也于教化无益。她们遵循教规不过是出于顺从，而不是因为热情。

在卢丹生活很是艰难。这座新建的修道院里，准备入住的修女，来时身无分文，其所处的城镇里又有一半是新教徒，而且所有的市民都很吝啬。她们唯一支付得起租金的住处是一间阴暗老旧的房子。这栋房子恶名在外，别人都不愿意住在那里，因为传说里面闹鬼。房间没有任何家具，她们就这样住了进去，甚至还一度被迫睡在地板上。她们本来指望靠教授小学生谋生，但来报到的学生寥寥无几。因此，这些拥有贵族血统的德·萨泽莉们、德·埃斯库本们、德·巴伯齐厄耶们、德·拉莫泰们、德·贝尔茨耶们、德·当皮埃尔们一度被迫亲自劳作。她们腹中没有油水就在外工作了，可不仅仅是周五才如此，她们周一、周二、周三、周四都是如此<a id="ch4-back" href="#ch4">⁽⁴⁾</a>。几个月后，那些势利之徒终于来救了她们一把。卢丹市的布尔乔亚们发现，只需支付甚少的费用，就可以让自己的女儿们接受良好的语言和礼仪教育——教授者不是红衣主教黎塞留隔一代的远房堂姊妹，就是红衣主教德·苏迪的一个近亲，不是某个侯爵的年轻女儿，就是普瓦捷主教的一个侄女。于是，寄宿者和全日制的学生越来越多、越来越迅速地来求教了。

学生一多，修道院便繁荣起来，还招了仆人干那些脏活，牛羊肉也重新出现在了长餐桌上，地板上的床垫也被移到木床架上了。

1627年，这个新修会的院长另赴他职。一位新的院长接替了职位，她的教名是让娜·德·艾格丽斯<a id="ch5-back" href="#ch5">⁽⁵⁾</a>，本名叫做让娜·德·贝尔茨耶，乃是“德·科兹男爵”路易斯·德·贝尔茨耶和夏洛特·古马尔特·德埃施莱的女儿。显然，她的父母出身于历史悠久而且血统高贵的家族。让娜生于1602年，此时正当二十多岁的妙龄，她面容美丽，可惜个子矮小，几乎可以说是个侏儒，甚至还有残疾——大概是因为骨头长了瘤。与她同时代的绝大部分年轻淑女相比，让娜只受过初级教育，却具有相当高的天赋，人也聪慧。不过，她性格气质不佳，常折磨别人，同时也折磨自己——她便是自己最险恶的敌人。因为残疾，她的肉体毫无魅力可言。当意识到自己将成为别人厌恶或同情的对象时，让娜内心痛苦万分，幽怨之情也油然而生。这使她不可能感受到爱情，也无法为人所爱。既然不喜欢人，也因此不被人喜欢，她便生活于龟缩之壳中，偶尔伸出身子，只是为了攻击她的敌人——显然，所有人都是她的敌人——她会突然对他人施以嘲讽或爆发出嘲笑声。绪兰后来写到她时，是这么说的：“我注意到，女院长具有某种诙谐的天赋，这使得她常常对别人冷嘲热讽或开玩笑（可谓动作滑稽、讲话戏谑）。而邪恶的巴兰<a id="ch6-back" href="#ch6">⁽⁶⁾</a>，就曾经竭尽全力想要获得并保持这种诙谐的本事。但我知道，这种诙谐的精神与信奉上帝的人所要保持的严肃态度完全背道而驰。由此，她的心底滋养出了一种快感。这种快感，抵消了一个完美的基督徒不可缺少的忏悔之心。我还知道，仅仅这一个小时的诙谐行径，便足以摧毁过去许多天来我对她的所有告诫。于是，我敦促她下定决心去除自己性格中的大敌。”其实，有一种笑声，是完全符合“上帝之道”的，这便是谦卑、自嘲、温和容忍的笑声，这笑声在面对这堕落与荒唐的世界时，可以取代绝望与愤怒；这种笑声的产生，乃是出于补偿的渴望，但这补偿是因为自己有优势而要补偿给别人。所以在这样的笑声中，戏谑的意味便没有多少主观针对性，照现行的标准，它极其严肃崇高，而又万分洪亮。但是，让娜的笑声却并非如此，她的笑声或者是嘲弄别人，或者是愤世嫉俗。她只是反对别人，从不批评自己，这像是一个无药可救的佝偻，意欲报复命运，其方法是将别人也变成佝偻，最过分的是，还要别人的背弯得比她更低。

像让娜这种性格的人，易于惹出一堆麻烦，既不利于自己，也有损他人。让娜的父母眼看不能应付这个非常令人厌烦的小孩，便将她打发给一个年老的姨妈，这姨妈在临近的一处修道院做院长。非常不光彩的是，两三年之后，让娜又被打发了回来，因为修女们也拿她毫无办法。时光流逝，让娜感到在父亲的城堡里生活是如此可憎，以至于修道院看起来倒比家庭生活更令人愉悦。于是，她又进入了普瓦捷的乌尔苏拉修会，度过了修女的见习期，且得到了圣职。或许众人都能猜到，让娜不会成为一个非常令人喜欢的修女，但谁叫她的家庭大富大贵呢，院长也只有暂时忍耐她了。

不料，几乎是一夜之间，神奇的事发生了，她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变，自从到达卢丹后，让娜举止虔诚勤勉，堪称典范；那个在普瓦捷时极难管教、毫无热忱、马虎应对自己职责的年轻妇人，忽然变成了一个虔诚恭顺而又勤勤恳恳的完美教徒。看见此等转变，即将退休的修道院院长大为感动，她推荐让娜代替她的位置。

十五年之后，这位皈依者自己描述了当时那段人生小插曲，她写道：“我甚是谨慎，在那些权势者面前，确保自己显得不可或缺，既然院里并无多少修女，修道院院长也就只有任命我为修会里所有部门的负责人。这倒不是说院长离了我就万事不能，因为其实也有其他的修女比我更有能耐，也比我更好；但我不过是通过千万次的顺从使她感到，她离不开我。我很清楚，如何才能适时逗她一乐，如何才能说服她，直至最后，她发现只有我做的事情才是出色的，她甚至因此相信，我是优秀而善良的人。这么一来，我的心也就膨胀了，做那些看起来令人敬重的事情也就毫不费劲。我知道如何假装，我利用了人的伪善，使我的院长有可能一直对我印象良好，对我的诉求也甚是支持，以至给我许多特权——这些特权我自然就大胆使用起来。院长本人是优秀而善良的人，并且相信我也打算以一个完美的基督徒的面目倾向上帝。于是，她便经常邀请我与一些出色的僧侣谈话，我便同意了，目的是取悦她，同时可以打发时间。”

当出色的僧侣们离开之后，他们总会在格栅<a id="ch7-back" href="#ch7">⁽⁷⁾</a>的架子上留下一些新翻译的精神生活的经典著作。某日，是布卢修斯的一篇论文，另一日，是《亚维拉的德兰——神圣修女的一生》，由德兰本人执笔，还有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另外还扔进一本由德尔里奥所著的论天使的书。当她阅读这些书，并学会与院长和神父们讨论书中的内容时，让娜发现，她的人生态度不知不觉有了转变。会客厅中那些虔诚的对话，有关神秘主义文字的研究，不再仅仅是消遣的活动，而成为了实现特定目的的手段。假如她继续读那些神秘主义的作品，假如她继续与至善的加尔默罗修会的来访者交谈，那么她绝不是“为了在精神生活上能有所跃升，而仅仅是为了使自己显得聪明，从而使修会所有其他的修女都显得相形见绌”。这位无可挽回的佝偻，渴望升迁为修道院院长。她后来又发现一个令人着迷而且易于操纵的新途径。虽然偶尔还有讽刺、愤世嫉俗、插科打诨，但在她严肃的时刻，让娜修女会做出灵性生活专家的样子来，她对神秘主义的哲学甚有知识，可以为人做参谋。因为这些新掌握的知识，她的地位提升了，如此，她便看低她的姊妹，她既轻蔑又同情她们，这种态度的混合是令她愉快的。不错，她们倒是虔诚，这些可怜的人儿啊，她们正努力要成为崇高之人呢，不过她们那些美德又何其琐碎？她们那献身宗教的样子又何其无知（甚至可以说是蠢如野兽）？对那无与伦比的荣耀之境，她们又能知道些什么？还有心灵的触感、狂喜、灵感，以及“干旱”“黑夜”的真正寓意，她们知道吗？答案是极其令人满意的：她们一无所知。而她，这个小矮子，一边的肩膀还比另一边高，却几乎知道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

包法利夫人最终命运凄惨，那是因为她将自己想象为某一种人，而实际上她根本不是。福楼拜笔下的这位女主人公反映了一种甚为广泛的人性倾向，朱尔斯·德·戈蒂耶<a id="ch8-back" href="#ch8">⁽⁸⁾</a>观察到这一点之后，借其名字提出了“包法利主义”，即“浪漫人生观”。就此主题，他写作了一本书，很值得人们阅读。毫无疑问，“包法利主义”的结局也并非总是悲戚的，相反，教育中最有效的教育手段就是，把自己想象成更好的样子，并在这种想象的基础上为人处世。在所有讲述基督徒奉献的图书中，最盛行不朽的一本便是《效法基督》，该书以雄辩的证据，论述了这种教育手段。在任何既定的情境中，通过思考与行动——但不是照常规的思考与行动的方式，相反是通过假设自己是其他一些更出色的人物，然后进行思考与行动，这终将促使我们不再像过去的自己，而会让我们更像自己理想中的偶像。

当然，有时理想的偶像并不高明，甚至或多或少还有些不讨人喜欢。但是“包法利式”的自我想象依然存在，并且人们以这一自我想象的形象来思考问题，行为处事，就好像自己真的就是这副模样。当然，在道德的领域，也有“包法利主义”的现象，比如，一个本性善良的男孩，受“包法利主义”的影响，就会颇负使命感地自觉沉溺于饮酒和嫖妓，其目的不过是为了让自己更像那些通常受人崇拜的男子汉或胆大妄为之徒。在等级关系的领域，也有“包法利主义”现象，即布尔乔亚的势利鬼，假想自己是一个贵族，因此便努力照贵族的派头行事。在政治领域，也有“包法利主义”现象，许多人大肆模仿列宁、韦勃或墨索里尼。在文化和美学的领域，也有“包法利主义”现象，即“附庸风雅者”，或者叫当代的“艺术盲”，这些人一夜之间能从一贯欣赏《星期六晚邮报》的封面，忽而转为热爱毕加索。在宗教中，也少不了“包法利主义”，高尚至于圣徒们，他们全心模仿基督；低劣至于伪善者，他们模仿圣徒，目的是更有效地追逐本人邪恶的目标；处于两者中间的人，即摇摆于答尔丢夫<a id="ch9-back" href="#ch9">⁽⁹⁾</a>和圣十字若望之间的人，他们在宗教上显现出来的“包法利主义”具有前面两者的混合特点。他们可以说是精神生活的丑角，言行虽荒唐，却也时常令人同情，他们既不是自觉为恶，也不是毅然求圣。他们那太具有人性的渴望，在尘世与上帝的两个世界中都能捞到足够的好处。他们自然渴望得拯救，但却不想有太多的麻烦；他们渴望有所奖赏，但仅仅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像英雄，或说起话来像是默祷者，但他们并不会去做英雄或默祷者应做的事。支撑这些人信念的是幻觉，可是他们一面清楚这是幻觉，一面却热忱地相信只要不停地念叨“主啊，主啊”，他们就能够进入天国（总之肯定是有什么办法的嘛）。如果不念“主啊，主啊”，不依托其他更精妙的教义，也不付诸献身于主的行动，那么宗教上的“包法利主义”将很难实现，在某些情况下则近乎是不可能实现。笔之伟力，远胜于刀剑。因为，只有依靠语言化的思想，我们才能指挥和维持我们的行为。但是，我们却有可能一味地沉迷于文字，反而放弃了行为，于是便生活在一个纯然由词语组成的宇宙之中，远离了直接经验的世界。改变一个词实在太容易了，但要想改变外部环境或我们自己根深蒂固的习惯则难上加难，而且这一过程甚是枯燥无聊。于是对那些宗教上的“包法利主义”者，倘若他们并不准备全身心地模仿基督，便会自我满足于对新的宗教词汇表的掌握。不过，新的词汇表可不等同于新的环境或新的性格。文字会杀人，或至少会使人懒散；只有隐藏在语言符号之下的精神和现实才能开启人的新生。任何成语刚刚形成之时，表达的都是重要的经验，可到最后却不过变成一个术语、一段虔诚的语句（这是人的本性，也是宗教组织的本性）。用此成语，伪善者掩盖起自己的邪恶，而那些几乎并无恶意的丑角们，则能以此自我欺骗，并忽悠信徒。我们可以相信，答尔丢夫说起话来，教训起人来时用的语言，恰恰是上帝仆人们所用的语言。

他使我的心灵从种种的情爱里摆脱出来；我现在可以看着我的兄弟、子女、母亲、妻子一个个死去，我也不会情动于中了。<a id="ch10-back" href="#ch10">⁽¹⁰⁾</a>

在此段文字中，我们看到了对福音书的扭曲回响，看到了对圣罗耀拉和慈幼会神圣学说毫无宗教情怀的拙劣模仿。当假面被人撕下之时，伪善者会忏悔他全然的堕落，这又令人感到何等的动容！

所有的圣人都相信自己是天大的罪人，答尔丢夫也不例外。

老兄，是的，我是一个坏人，一个罪人，一个不讲信义、对不起上帝的可怜的罪人，一个世上从未见过的穷凶极恶的人。<a id="ch11-back" href="#ch11">⁽¹¹⁾</a>

这可是圣加大肋纳<a id="ch12-back" href="#ch12">⁽¹²⁾</a>用的语言啊。话说回来，如果记得起来，让娜·德·艾格丽斯在她的自传中也会说这样的语言。甚至在答尔丢夫引诱欧米尔<a id="ch13-back" href="#ch13">⁽¹³⁾</a>时，也用上了虔信者的措辞：“您那美丽的眼光包含着无法形容的温柔”——这种话在每一个基督教神秘主义者的文字中都能看到，乃是对上帝或基督的吁求。而当奥尔恭发现真相时，不禁愤怒地叫喊起来：

完了，算了，凡是善人我都再也不信服了；以后我惟有痛恨他们，对待他们必须比对魔鬼还要凶狠三分。<a id="ch14-back" href="#ch14">⁽¹⁴⁾</a>

而他的兄长就理智得多，还为此就语义学的知识给他上了一堂课。虽然有些“好人”并非他们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好，但却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所有的人都是恶棍和丑角。每件事的是非曲直都要单独评判。

在十七世纪，好几位卓越的灵魂导师（博纳主教<a id="ch15-back" href="#ch15">⁽¹⁵⁾</a>是其中之一，耶稣会神父吉约雷是另一位）就如何区分虚假的灵修和真实的灵修、空头言语和真实体验、欺骗与“神恩”想象这些问题写就了许多详实的论文。如果经过这些作家提出的各种测试的考验，那么让娜要想蒙混过关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遗憾的是，她的导师们无心鉴别，他们实在急于看到她的成就，没有工夫对她产生一丁点儿的怀疑。不管是理智还是癫狂，任何一种心理状态下，在面对任何情况时，让娜这位完美的演员都不幸被人高看了。有一次例外，后面我们将会看到，彼时她彻底坦白了自己的真实情况。

如果她的导师们看重她，那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有些不太光明正大的理由，竟相信她蒙了“神恩”，或者因为他们也中了“包法利主义”的毒，其性格和世界观也认同她那假想出来的人格。我们或许会问，她本人呢？她是怎么看待自己的？她的修女姊妹们又是如何看待她的？对这些问题，我们只能靠猜测了。

那些假装过着精神生活的丑角，不管其角色扮演得如何感人，也不管其台词记得如何扎实，终究会有这样的时刻：他们会良心不安，他们会感到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他们难免要猜测，也许上帝总归是不可愚弄的，甚至人类也不至于如此麻木（这想法太可怕了！）——其实，在长期模仿亚维拉的德兰的过程中，让娜在相当早的时候就对这一真理有所感觉。她曾这样写道：“上帝时常借他人之手，让某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使我倍感痛苦。”这段话很古怪，拨开它隐晦的面纱后，我们大致可以推测，也许在让娜就“神婚”发表其格外雄辩的议论时，某位姊妹就曾讽刺性地耸了耸肩；也许当让娜在教堂中模仿巴洛克绘画上的某些圣人，扬起双眸，将手按着那因被“圣恩”照耀而激动得发抖的胸脯时，某位姊妹曾发表过无情的评论。我们都幻想自己既聪明又不会被人看穿，然而除非因迷恋而盲目，否则，其他人可以轻而易举地看穿我们，就像我们可以看穿他们一样。承认这一事实，无疑将使人极端不快。

幸运的是（也许是非常不幸），对于让娜来说，卢丹市乌尔苏拉修道院的院长嬷嬷没什么洞察力，远远比不上那些曾经以讽刺和怀疑给了让娜巨大痛苦的人。被这位年轻学生那敬神的言谈、典范的举止所深深感动，善良的院长嬷嬷毫不犹豫地推荐让娜替代自己的位置。如今，任命终于下来了。从此，年仅25岁的她便是这个家庭的一家之主，在这个小小的王国里，她好似王后，这王国里的十七名臣民既然已发过神圣的誓言，便自当遵从她的管理，倾听她的发言。

既然一战而胜，既然艰巨的漫长计划所结的果实已牢牢在她手中，让娜便认为有权去度假了。她仍然继续阅读神秘主义的著作，偶尔她还继续就如何做完美的基督徒发表博学的议论，但一得空闲，她就允许自己轻松一会儿——好歹她是院长嘛，她的确是可以命令自己偶然消遣消遣的。现在，她算是自由了，可以任意在会客厅打发时间，于是这位新院长便热衷于与俗世的朋友和熟人们漫无止境地畅谈。数年后，她倒是虔诚地表示，期望自己可以列出“我所犯的和因我而起的所有罪过，这些罪过都是在那些并非极其必要的谈话中产生的，哪怕谈话或许完全是关于灵修的”。不过，这位女院长并不明白的是，甚至最关乎灵修的谈话也能以古怪的方式转向议论大不相同的其他事。比如一个人刚开始发声时，讨论的是对圣约瑟<a id="ch16-back" href="#ch16">⁽¹⁶⁾</a>的热爱和冥想，一连串的话都是富有教益的；突然，声音就让位于讨论默祷、“神圣的冷淡”和《对上帝存在的实践》一书；刚谈论一会儿，还没意识到谈到哪里了，或者还没明白何以开始谈这些话题时，就忽而又讨论起既迷人又令人生厌的格兰第先生的丰功伟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