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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你一直怨恨堂岛。但是，堂岛也一直很想把钱还给你。”
半泽此时坐在堂岛政子家的会客厅，这里与前几日拜访时别无二致。堂岛芳治虽然在败光堂岛家的产业后撒手人寰，政子却没有步丈夫的后尘，而是独自过着安详的晚年生活。
友之或许认为置办这栋大楼是堂岛芳治的决定，但半泽却觉得，这可能得益于政子的聪明才智。
“但堂岛实在不擅经营，到头来还是给你添了麻烦，直到临死前，他都在后悔。”
谈起堂岛芳治，政子的语气变得沉痛起来。
“后悔？舅父吗？”友之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我不信。”
“是真的。”政子说道，“你也许从你母亲那里听过堂岛的许多事。但他是这个世上最容易被人误解的人。他的确对被迫从巴黎返回日本心存怨恨，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那之后，堂岛改变了许多。”
“改变吗？”友之不由得嘟囔道。
“当时，两家复杂的境况纠缠在一起，催生了各种各样的误会。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如今旧事重提也无法挽回什么，但这或许是一种缘分。不管你想象中的堂岛芳治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且让我代替亡夫说两句吧。”
友之一言不发地点了点头。
政子讲述的，是纠缠在堂岛家与仙波家之间的另一个故事。
“最初的误会起源于我的公公，也就是堂岛富雄命令芳治从巴黎返回日本之时。那时，富雄对芳治说，家里经济出现问题，无法再资助芳治学业。此后，知道实情的芳治以为是仙波家的原因导致自己不得不放弃画家之路，从而迁怒于你们，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这其实只是富雄为了让芳治回国编造的借口。”
“借口？”友之反问。
他也以为芳治之所以被家里切断资金来源，是因为堂岛家对仙波家的支援。
“当时的堂岛商店确实业绩不振，但资助芳治留学还是绰绰有余的。真正的原因不是这个。实际上，堂岛富雄是个颇具绘画鉴赏能力的人，也是位收集了众多美术工艺品的收藏爱好家。他慧眼如炬，坊间甚至传说，他曾一眼看穿银座著名画廊里展出的赝品。富雄看到在巴黎学习近十年的芳治画出的画，马上觉察出他才华的极限。芳治是成不了才的，这样下去对他也不好，不如随便找个理由切断资金来源早日打发他回国。这才是事情的真相。但富雄却不能对芳治说出真正的理由，如果对坚信自己才华的芳治说‘你压根儿没有当画家的天赋’，只会招致父子间的冲突。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芳治好像自然而然察觉到了父亲的想法。毕竟，告诉我这些的不是别人，就是芳治自己。”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友之半信半疑地问道。
“应该是芳治从巴黎返回日本十几年后，你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堂岛的父亲富雄早已不在人世。刚才那些话，或许是芳治从当时还健在的母亲口中听来的。当时，芳治清楚地对我说：‘父亲嫌弃我没有才华，才把我弄回日本。’他说这话时应该喝了不少酒，那副心有不甘的样子，光是看着都让人心疼。”
政子露出落寞的笑容。
“富雄去世，芳治出任堂岛商店的社长，是那之前的事。芳治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富雄收藏的画一幅不剩地卖掉。或许因为他对成为画家还有执念吧。我曾劝他，不用着急卖掉，留着慢慢处理不好吗？他却说不想看到自己身边出现任何一幅画。就这样，他毫不留恋地卖掉了所有画。然而又过了几年，促使芳治改变的契机到来了。就是，那幅哈勒昆的画。”
政子说完，目不转睛地盯着一张相框中的照片。
她站起身，把相框从置物架上取下，立在茶几上。
“啊！”中西小声地发出惊叹。
“这幅画——”
印在照片上的画，正是那幅挂在仙波友之办公室墙上的《哈勒昆》。
但照片上的人却不是仙波友之，而是堂岛芳治。芳治当时大约六十岁。照片中，政子坐在带扶手的沙发椅上，他站在政子身后。这张陈旧的照片已开始褪色。
“这幅画，不是友之社长买的吗？”半泽问道。
对半泽的话感到震惊的却是政子。
“你还留着那幅石版画吗？”
“嗯，算是吧。”友之的表情有些不自然，“买下办公楼时，舅父把画留了下来，说不需要了。每当我看见那幅画，就觉得它在嘲笑我。但我想这样也挺好的，就一直挂着了。”
友之的说法将政子逗得放声大笑。
“我得谢谢你，友之。芳治一定也很欣慰。”
“不说这个了，为什么那幅《哈勒昆》是转变的契机？”
在友之的催促下，政子重新开始了讲述。
“芳治成为堂岛商店社长时，有位熟人曾拜托他照顾刚从美术大学毕业的儿子。那孩子从东京艺术大学毕业后想去巴黎进修，但家里拿不出留学资金，只好靠自己工作赚学费。房地产这一行，广告单设计的优劣程度将直接影响客户的第一印象。建造新的房产项目也需要设计师的意见。我丈夫觉得正合心意，便成立了设计室，雇用了那位美大毕业生两年。在那之后，立志成为画家的毕业生存够了在巴黎短期生活的钱，便远渡重洋去学习绘画。但芳治并不看好他，还劝他早日放弃。又过了几年，芳治却在偶然的机会下邂逅了那人的画。那是在梅田百货商场内的一家画廊。在出口处最显眼的地方，挂着那幅画。那位美大毕业生似乎已成为极受欢迎的画家。若是从前，芳治应该早就注意到了，但他那时的状态，与其说是对绘画毫不关心，不如说是在逃避绘画。所以，他对那位美大毕业生的成功一无所知。那时，在购物的间隙随意走入店内参观的芳治突然停下脚步，直勾勾地盯着那幅画。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不，用无法动弹描述或许更加准确。我想他一定深受打击。他那时的表情，我至今也忘不掉。他笔直地站着，眉头紧锁，神情恍惚，死死地盯住那幅画。过了半晌，终于对我说：‘父亲是对的，我没有这般耀眼的才华。’”
政子继续道：“那幅画，画的是哈勒昆与皮埃罗。画框下方贴有姓名牌。我定睛一看，惊讶地发现上面写着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名字——仁科让。画上标着骇人的高价。仁科让作为现代美术界的新手崭露头角。他的作品已成为全世界收藏家垂涎的目标。怎么说呢，才华真是个残酷的东西。我丈夫努力几十年都无法取得的成就，仁科却在一夕之间获得。丈夫或许很想得到那幅画，但当时的堂岛商店已不具备购买它的能力。他只好退而求其次，买下那幅《哈勒昆》的石版画，挂在社长办公室。那画对堂岛而言，是青春的墓碑。”
友之盯着政子，甚至忘记了眨眼。
才华横溢之人才能留下，平庸之辈唯有被淘汰。这是一条无论倾注多少热情都无法跨越的鸿沟。当这种差异赤裸裸地摆在堂岛面前，他所承受的打击有多么沉重？这一点，恐怕任何人都无法想象。
“也就是说，仁科让曾在那栋办公楼工作？”
仁科让曾在仙波工艺社的办公楼工作过，这件事半泽从未听说，中西也瞪圆了双眼。
“稍等一下。”
政子站起身，返回时抱来一本陈旧的相册。她翻开其中一页，上面贴着一张芳治拍摄的员工集体照，政子说五十多名员工之所以身着浴衣，是因为这是去南纪团建时拍摄的纪念照。
“看，这就是年轻时的仁科让。”
照片中的仁科二十出头，还是个未经世事的青涩男孩。
“仁科让是位神秘的画家。”友之说道，“因为人们对他的私生活知之甚少，尤其是从美术大学毕业后到在巴黎出道前的事。他本人对此也三缄其口。这可是十分珍贵的照片。”
友之又问政子：“我可以拜祭一下舅父吗？”
他跪在隔壁房间那座小小的佛坛前，双手合十，悼念了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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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到正题吧。你今天来，是想说担保的事吧。”待友之从神坛前返回，政子率先开口，“前几天我也和半泽先生聊过。老实说，我实在提不起兴趣。你们公司现在究竟是什么情况？”
接下来要聊的才是正题，这种直截了当的提问方式很符合政子的行事风格。
“我准备了近三年的财务数据表，如果可以的话——”半泽说道。
获得友之的许可后，半泽将资料递给政子。本以为她会说“这种东西看也看不懂”，没想到她翻看财务表格的动作相当娴熟，审视数据的表情也极其认真。
过了好一会儿，将所有资料通读完一遍的政子“啪”的一声将表格扔在茶几上。
“不行。”
她只说了一句话。
“为什么不行？”
出声询问的不是半泽，而是友之。
“思考其中的原因是你该做的事吧，友之。我家芳治固然不擅经营，但你也是公司的第三代经营者了，再这么下去，你的公司迟早要破产。”
“你要我裁撤亏损的编辑部？”
“你不是很清楚吗？”
政子说完将身体往椅背一靠，似乎陷入了某种思考。
“我是清楚，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公司每个编辑部都历史悠久，而且承载着社会意义。”友之说道。
“就因为你这么想，公司才没有希望。”政子毫不留情地说道，“承载社会意义的杂志居然会亏损，友之啊，你好好想想。如果一本杂志被社会所需要，那它理应是盈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