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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皇家马士登医院倾斜的青石板瓦屋顶上，放眼望去，在一片烟囱管帽和电视天线间，你会看到更多的烟囱管帽和电视天线。眼前的景色仿佛《欢乐满人间》里的那一幕：烟囱清扫工们旋转着手中的扫帚，在屋顶上跳舞。
站在这里，我刚好能望见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穹顶。若天气晴朗，我或许还能看到汉普特斯西斯公园，不过我怀疑，伦敦的天气永远都不可能那么晴朗。
“这儿风景挺好。”我说着，扫了一眼蹲在我右边十英尺<a id="commentRef_54" href="#comment_74"><sup>[1]</sup></a>开外的年轻人。他叫马尔科姆，今天是他的十七岁生日。他又高又瘦，那双乌黑的眼睛看着我时总会微微发抖，他的皮肤白得像抛光纸。他穿着睡衣，头上戴了一顶羊毛帽，盖住自己的秃头。化疗是一位残忍的理发师。
现在只有三摄氏度，但凛冽的寒风让温度降到了零度以下。我的手指早已被冻得麻木，鞋袜里的脚趾也几乎失去知觉，而马尔科姆脚上什么都没穿。
如果他现在往下跳，或摔下去，我根本够不到他。即便我沿着檐沟把手伸到最长，离他也还有六英尺远。他知道的。他已经计算好角度了。听他的肿瘤医生说，马尔科姆智商极高。他会拉小提琴，还会说五种语言，但他一句话也不肯跟我说。
在过去的一小时里，我一直在问他问题，给他讲故事。我知道他听得到我的声音，但对他来说，我的声音不过是噪声。他全神贯注于和内在自我的对话，他们在争论要不要结束生命。我想加入他们的辩论，但如果他不邀请我参与，我也无能为力。
针对如何处理人质劫持以及威胁性自杀事件，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有一套完整的指导方案。一支重大案件小组会在事件发生时迅速成立，小组成员包括一些资深员工、警察，以及一位心理医生——我。我们的第一要务是了解有关马尔科姆的一切，这或许能让我们确定到底是什么事将他逼到了这步田地。我们还会采访他的医生、护士和病友，还有他的朋友和家人。
主要的谈判者是这个行动小组的中坚力量。自然，最后的一切都会落在我身上。这就是为什么此刻我正站在屋顶上，被寒风吹得四肢麻木，冻得半死，而我的队友们却在屋子里喝着咖啡，采访医院职工，研究活动挂图。
我对马尔科姆了解多少？我只知道他的右后颞区长了一个原发性脑瘤，离脑干很近，十分危险。肿瘤导致他左半边身体瘫痪，一只耳朵失聪。这周是他化疗的第二个疗程的第二周。
今天早上，他的父母来探望过他。肿瘤医生告诉了他们一个好消息：马尔科姆的肿瘤似乎在缩小。一小时后，马尔科姆留下一张字条，上面只有两个字：“抱歉。”他离开病房，从四楼的一扇天窗钻了出去，爬上屋顶。想必是有人没把窗户锁好，或者他想办法把它打开了。
情况就是这样，我对这个年轻人的了解仅此而已。他要承受的东西比同龄人多得多。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女朋友，有没有喜欢的足球队，或者有没有崇拜的银幕英雄。我更了解他的疾病，而不是他这个人本身。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挣扎，不知道该从何下手。
毛衣下的安全带紧紧地勒着我，很不舒服。它看起来就像是那种父母用来绑住自己刚学会走路的小孩，以防他们乱跑的奇特装置。万一我失足坠落，安全带就能救我一命，前提是我的队友没有忘记将它的另一端固定好。这种担心听起来可能很荒谬，但在危机发生时，这样的细节有时恰恰会被人遗忘。或许我应该退回窗户那里，叫人去检查检查。这么做会不会不够专业？是的。但这么做明智吗？是的。
屋顶的鸽子粪星星点点，青石板瓦上覆盖着地衣和苔藓。它们看上去就像是被嵌进石板里的植物化石，但实际上，地衣和苔藓让屋顶变得滑溜溜的，危机四伏。
“我说这些可能没多大意义，马尔科姆，不过我觉得，你的感受我也能理解一点。”我再一次尝试跟他沟通，“我也疾病缠身。不是说我也得了癌症，我没有。拿我跟你对比就好像拿苹果跟橙子对比，不过，不管是苹果还是橙子，它们毕竟都是水果，是吧？”
右耳中的耳机开始“刺啦刺啦”作响。“老天，你在搞什么？”一个声音说，“别跟他聊什么水果色拉了，赶紧把他拉进来！”
我把耳机扯了下来，任它在肩膀上晃荡。
“你知道为什么人们总是说‘没事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句话吗？因为他们已经不知道有什么能说的了。我也不知道还能跟你说什么，马尔科姆。我甚至不知道该问你什么问题。
“大多数人不知道怎么跟身患疾病的人打交道才算得体。很不幸，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本书教你这方面的礼仪，也没有一张‘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清单。你要么摆出一副泪眼汪汪、马上就要哭出来的样子，要么强颜欢笑，跟对方打趣聊天。还有一个选项，就是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马尔科姆没有回应我。他的目光越过屋顶，凝望远方，仿佛灰蒙蒙的天幕高处有一扇小小的窗户。他的白色睡衣很单薄，袖口和领口上有一圈蓝色的针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