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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之后就没见过了吗？”
他摇了摇头，突然他眯起双眼，好像想起了什么。“索尼娅认识一个叫博比·摩根的人。可能是同一个人。他在游泳馆工作。”
“你再也没见过他？”
“没有。”他看到客厅的窗帘被拉开了，“如果我是你，我不会继续待在这里。”他说，“她见到你的话，会报警的。”
他右手提着沉沉的工具箱，又换到了左手，看了眼篮球架。“或许得让它在这儿再待一会儿了。”
我谢过他，他匆匆进了屋。门关上了，外面一片寂静，令我离开时的脚步声显得格外响亮。我以为达顿是个自信满满、固执己见的人，在案例研讨会上更是如此，他从不听取异议。他有点像独裁者，像爱找碴的公务员，可以保证列车准点发车，却完全不懂如何与人打交道。他会想，要是他的员工和他那台斯柯达车一样忠心就好了——即使在寒冷的早上也能一下子点着火，方向盘还很灵敏。如今，他不再认为自己是个重要人物了，环境和经历让他心灰意冷。
根据他的描述，给索尼娅白色药片的人不像博比，但众所周知，目击者看走眼的情况常常发生。压力和惊恐会窜改大脑的认知，记忆是有疏漏的。博比就像一条变色龙，擅长改变身上的颜色，伪装自己，经常搬到不同的地方住，却能很好地融入环境。
格雷西姨婆以前常常背一首小诗给我听——一首政治不正确的顺口溜，叫作《十个印第安男孩》。这首诗是这么开头的：十个印第安男孩，外出去吃饭，一个被噎死，还剩九个人。九个印第安男孩，熬夜熬得深，一个睡过头，还剩八个人……
剩下的几个印第安男孩被蜂蜇，被鱼咬，被熊撕成两半，最后只剩下一个男孩，孤零零的一个人。我现在的心境和最后一个男孩一模一样。
我明白了博比在做什么，他想让我们都尝尝失去所爱的滋味——对孩子的爱，与伴侣的亲密，家庭的归属感。他想让我们承受他所承受过的痛苦，失去我们所爱的人，经历他幼年丧父的痛楚。
梅尔和博伊德是灵魂伴侣，任何认识他们的人都能看出这一点。耶日和埃丝特·戈尔斯基是纳粹毒气室的幸存者，他们住在伦敦，一起养大了他们的独女艾莉森。之后艾莉森当上教师，搬去了利物浦。消防员在楼梯脚发现了耶日，他虽然烧伤严重，但还没断气，而埃丝特则在睡梦中窒息而亡。
凯瑟琳·麦克布赖德出身于广结达官显贵的家庭，在家中是备受宠爱的孙女——她倔强任性，被重重溺爱包围，祖父更是对她关爱有加，不计较她的轻率言行。
鲁珀特·厄斯金没有妻儿。或许博比没发现他有什么重要的亲人，又或者博比一直都知道他没有亲人。厄斯金是个脾气暴躁的老头，和烧焦了的地毯一样“惹人喜爱”。我们总会帮他找借口，毕竟这么多年来，他照顾妻子也很不容易。博比没有宽恕他，而是让他苟延残喘——把他绑到椅子上——给他时间忏悔往事。
或许还有其他受害人，但我没时间把他们都找出来了。埃莉萨的死是我的疏忽，博比的阴谋我知道得太迟了。他的作案手法越来越娴熟，但我才是他的终极战利品。他本可以杀了朱莉安娜或者查莉，但他没那么做，他要让我失去所有东西——我的家人、朋友、事业、名声，最后失去我的自由。他想让我知道，他有仇必报。
分析的关键在于理解，而不是从某样东西中抽取关键词，然后缩减成另一条信息。博比曾经斥责我扮演上帝的角色。他说我这种人总是忍不住把手伸进别人的大脑里，搅和一番，然后改变别人看待世界的方式。
或许他说对了，或许我做错了，掉进了混淆因果的陷阱里。我知道承认错误远远不够，人们给自己洗白的时候总爱说，“我是为了你好”。他们带走格雷西的孩子时也是这么讲的。我也说过同样的话，“出于最良苦的用心……”“我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你……”
我刚来利物浦工作的时候就接到了这种案例：一名二十岁的有智力障碍的孕妇，没有家庭支持，因生活无法自理，终生要住在社会福利机构，而我则负责决定她能不能做孩子的母亲。
我还能忆起莎伦身穿夏装的样子，布料在鼓起的肚子上有些紧绷。可以看出来她精心打理过仪表，认真地清洗过头发，再仔细地梳顺。她知道这场会谈对自己的未来有多么重要。尽管她已经很努力了，但她还是遗漏了些小细节——虽然她的两只袜子颜色相同，但长度不一，裙子侧边的拉链坏了，她的脸上还有一点口红印。
“你知道你为什么要来参加会谈吗？”
“我知道，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