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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拉拢、收买军人方面，花了多少钱，送了多少玉器，都已记不起来，我记得比较大的数目，是白俄谢米诺夫拿去的。
谢米诺夫是沙俄的一个将军，被苏联红军在远东击溃，率残部逃到中国满蒙边境一带，打家劫舍，奸淫烧杀，无恶不作。这批土匪队伍一度曾想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被击溃后，想在中蒙边境建立根据地，又遭到中国军队的扫荡。到一九二七年，实际成了人数不多的股匪。谢米诺夫本人往来于京津沪旅以及香港、日本等地，向中国军阀和外国政客活动，寻找主顾，终于因为货色不行，变成了纯粹的招摇撞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谢米诺夫被苏联军队捉了去，我在苏联时听到了他被处绞决的消息。这个双手沾满了中苏蒙三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我在天津的七年间一直没有和他断过往来，在他身上花了大量的钱，对他寄托了无限的希望。
谢米诺夫原是升允和罗振玉向我推荐的，我由于陈宝琛的反对，本来不想见他。后来郑孝胥经罗振玉的介绍，和谢会了面，认为谢是大可使用的“客卿”人才，给他“用客卿”的计划找到了第一个实例向我吹嘘一通，并且主张不妨先把谢给张宗昌撮合一下。那时正是我对张宗昌抱着希望的时候，谢米诺夫夸耀自己手下的白俄军队很多，愿意为我效力，在郑孝胥的直接活动下，张宗昌接受了谢米诺夫提供的外国炮灰，扩大了白俄军队。后来张、谢之间还订了一项《中俄讨赤军事协定》。
经过郑孝胥的宣传，一九二五年的十月我在张园和谢米诺夫会了面，由他带来的蒙古人多布端（汉名包文渊）当翻译。这次谈话我很满意，相信了他的“犯难举事、反赤复国”的事业必能实现，立时给了他五万元以助其行。后来郑孝胥、谢米诺夫、毕瀚章、刘凤池等我这几个股肱之士在一起照了相，结成盟兄弟，表示一致矢忠清室。
那时正是继十四国进军苏联失败，世界上又一次出现了所谓“反苏灭赤”的高潮。我记得谢米诺夫和郑孝胥对我谈的，是英美日各国决定以谢米诺夫作为反苏的急先锋，要用军火、财力支持谢米诺夫，形势好像是我若不快些入股，将来巨大的红利就有分不到手的危险。谢米诺夫和多布端的计划中最动人的部分，是立刻发动他们在满蒙的党羽和军队，夺取满蒙地区建立起“反赤”根据地，而这个根据地是要由我就位统治的。为了供应谢米诺夫他们活动费，我专为他立了一个银行存折，由郑孝胥经手，随时给他支用。存款数字大约第一次是一万元。照谢米诺夫的意思，他并不需要我供给他全部活动费，因为手中有白俄侨民捐助的一亿八千万（后来又说是三亿）卢布，今后又有美英日各国的财政支援，但一时拿不到手，故此先用一点我的钱。不过后来屡次是因为“钱没到手”，总是找郑孝胥支钱，而每次用钱都免不了一套动人的用途。记得有一次是说日本驻津司令官高田丰树给谢米诺夫撮合张作霖，谢急待去奉天见张作霖商讨大计，一时没有川资；又一次说是苏联的驻沪领事奉上级命令找谢米诺夫，为了和谢取得妥协，表示愿把远东某个地区给他成立自治区，他因此需路费立即到东京去研究这件事。谢米诺夫究竟拿去了多少钱，我已经无法计算，只记得直到“九一八”事变前两三个月，还要去了八百元，这已是数目降低后的一笔了。
在谢米诺夫和我的来往间，出现了不少的中间联络人物。其中有个叫王式的，这个人自称，谢米诺夫对他十分信赖，而且和日本要人、张宗昌的部下等人也有密切关系。我从他嘴里最常听到的是这几句话：“这是最紧要的关头”“这是最后的机会”“此真千载一时之机，万不可失”“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等等，总把我说得心里痒痒的。下面是他上的奏折：
奏为外交军事，具有端倪，旋转乾坤在此一举，恭折仰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