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行在”生活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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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张园里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觉得这个环境远比北京随便而又舒服。我有了这样的想法：除非复辟的时机已经成熟，或者发生了不可抗拒的外力，我还是住在这里的好。这也是出洋念头渐渐冲淡的一个原因。

张园（和后来的静园）对我说来，这里没有紫禁城里我所不喜欢的东西，又保留了似乎必要的东西。在紫禁城里我最不喜欢的，首先，是连上街逛逛都没有自由的那套规矩，其次，是令我生气的内务府那一批人。如今我不仅能逛街，我也有了直接为复辟而任意行事的自由，别人只能进谏而无法干涉。在紫禁城里，我认为必要的东西，就是我的威严，在这里也依然存在。虽然我已不穿笨拙的皇帝龙袍，经常穿的是普通的袍子马褂，更多的是穿西装，但是这并不影响逢年过节王公大臣遗老遗少们到这里来给我叩拜。虽然我住的地方从前做过游艺场，没有琉璃瓦，也没有雕梁画栋，但还有人把它称做“行在”（我也觉得抽水马桶和暖气设备的洋楼远比养心殿舒服）。北京的宗族人等还要轮流来这里给我“值班”，从前张园游艺场售票处的那间屋子，就等于“乾清门侍卫处”。虽然这里已没有了“南书房”“懋勤殿”“内务府”这些名堂，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张园那块“清室驻津办事处”的牌子就是它们的化身。至于人们对我的称呼，园子里使用的宣统年号，更是一丝不苟地保留着，这对我说来，都是自然而必要的。

在张园时代，内务府大臣们只剩下荣源一人，其余的或留京照料，或告老退休。我到天津最初发出的“谕旨”有这两道：“郑孝胥、胡嗣瑗、杨钟义、温肃、景方昶、萧丙炎、陈曾寿、万绳栻、刘骧业皆驻津备顾问。”“设总务处，著郑孝胥、胡嗣瑗任事，庶务处著佟济煦任事，收支处著景方昶任事，交涉处著刘骧业任事。”陈宝琛、罗振玉、郑孝胥是每天必见的“近臣”，他们和那些顾问们每天上午都要来一次，都坐在楼外西边一排平房里等着“召见”。这排平房里还有一间给请求“觐见”的预备的屋子，供他们坐候传唤。曾经在这间屋里坐过的人，是数不胜数的。除了武人，还有政客，除了“遗老”，还有各式“时新”人物，除了骚人墨客，还有医卜星相。像青年党党魁曾琦，网球名手林宝华，《新天津报》主笔刘冉公，国民党监察委员高友唐……都曾加入张宗昌、刘凤池的行列，在这里恭候“奏事官”的“引见”。驻园的日警（天津人称之为“白帽”），就驻在与这排房相对的平房里，每日登记着这些往来的人物。每当我外出，这里的日警就有一人便衣跟随。

张园里的经济情况，和紫禁城比起来自然差得多了，但是我还拥有一笔可观的财产，这主要是我从宫里弄出来的一大批财物，一部分换了钱，存在外国银行里生息，一部分变为房产，按月收租金。此外，在关内外我还有大量的土地，这是清朝入关后“跑马圈地”弄来的所谓“皇产”，数字我不知道，据我从一种历史刊物上看到的材料说，单直隶省的皇产（不算八旗的）约有十二万垧。即使把这数字打几个折扣，也还可观。为了处理这些土地的租赁与出售，民国政府和清室专设了一个“私产管理处”，两家坐地分赃，卖一块分一笔钱，这也是一项收入。此外，前面我已说过，我和溥杰费了半年多工夫偷出来的大批珍贵字画古籍，这时还在我手里。

我到天津之后，京、奉、津等地还有许多地方须继续开支月费，我设立了“留京办事处”“陵庙承办事务处”“驻辽宁办事处”“宗人府”“私产管理处（与民国当局合组的）”“东陵守护大臣”和“西陵守护大臣”等去分别管理。我找到了一份材料，这上面只算北京和东西陵这几处的固定月费、薪俸、饭食，就要开支一万五千八百三十七元八角四分。<a id="jzyy_1_271" href="#jz_1_271">(6)</a>至于天津一地的开支，每月大约需一万多元，<a id="jzyy_2_271" href="#jz_2_271">(7)</a>但是最大宗的开支——收买和运动军阀的钱，不在此数。这类的开支，可能一笔就超过北京天津两地的经常月支的几倍。每月平均开支中的购买一项，约占全月开支三分之二，这也没有包括大项的，比如汽车、钻石之类的项目。这种开支比在北京时大得多，而且月月增加，因为在这十里洋场上见什么喜欢什么，喜欢什么买什么，像钢琴、钟表、收音机、西装、皮鞋、眼镜，买了又买，不厌其多。婉容本是一位天津大小姐，花钱买废物的门道比我更多，她买了什么东西，文绣也一定要，我给文绣买了，她于是又买，而且花的钱必须多，好像不如此而不足以显出“皇后”的身份。文绣看了，又是叽咕着要。这种竞赛式的购买，弄得我后来不得不规定她们的月费定额，自然，给婉容定的数目要比文绣的大一些，记得起初是婉容一千元，文绣八百元，后来财政困难，减到三百与二百。至于我自己花钱，当然是没有限制了。

这种昏天黑地的挥霍，很快恢复了紫禁城时代的窘状，张园里有时竟弄得过不了节，付不出房租，后来连“近臣”和“顾问”们的俸银都索性不给了。郑孝胥在一九二六年的日记里曾有这一段话：“行在有三人皆自甘报效者：张彪不受房租，王九成愿供来米粮及牛羊豕肉（其实没办到），郑孝胥求逐日进讲《通鉴纪事本末》，此亦张园之掌故也。”

我花了无数的钱，买了无数用不着的东西，也同时买来了一个比庄士敦给我的更强烈的观念：外国人的东西，一切都是好的，而对照之下，我觉得在中国，除了帝制之外，什么都是不好的。

一块留兰香牌口香糖，或者一片拜耳的阿司匹林，不要小看它仅卖个几分钱，这几分钱的东西就足够使我发出喟叹，认为中国人最愚蠢，外国人最聪明。当然，我想到的中国人，并没有包括我自己，因为我自认是凌驾于一切臣民之上的人。我认为就连那些聪明的外国人也是这样看我的。

那时我在外国租界地上，受到的是一般中国人绝对得不到的待遇。暂且不说日本人，即使是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等等，各个欧美国家的总领事、驻军长官、洋行老板，对我也极为恭敬，称我“皇帝陛下”，在他们的国庆日请我去阅兵，参观兵营，参观新到的飞机、兵舰，在新年和我的生日都来向我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