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我的所见与所思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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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旅顺以后，感到最惶惑不安的，倒不是因为受到封锁、隔离，而是从上角这几个日本人口中听到一种模模糊糊的意思，是关东军似乎连新国家的国体问题还没定下来。

这对我说来，比没有人迎接我更糟糕。没有人迎接，还可以用“筹备不及”“尚未公布”的话来解释。“国体未定”又是怎么回事呢？国体既然未定，土肥原干吗要请我到满洲来呢？

郑孝胥和上角向我解释说，土肥原确实没有说谎，关东军支持我复位和主持大计的话全不错，不过这是满洲的事，当然还要和满洲的人商量，没商量好以前，自然叫做“未定”。

我已经不像在汤岗子那样容易相信这些人的话了，但除了听他们的话以外，也毫无办法，因为我身边没有另外可以商议的人。这还是我第一次离开我的师傅，在没师傅指点的情形下，我曾经采取过商衍瀛的办法，找神仙帮忙来解答问题。我把从天津带来的一本《未来预知术》<a id="jzyy_1_316" href="#jz_1_316">(2)</a>打开，摇起了金钱神课。记得我摇出了一课“乾乾”卦，卦辞还算不坏。于是，我就这样地在郑、罗和诸葛神课一致劝导下，耐着性子等待了。

有一天，上角来问我，是不是认识马占山。我说在天津时，他到张园来过，算是认识吧。上角说，板垣希望我能写一封信给马，劝他归顺。我说，我在天津已写过一封，不过如果需要，还可以再写。这第二封劝降书并没有用上，马占山就投降了。虽然我的信未发生作用，可是关东军请我写信这件事给了我一种安慰，我心里这样解释：显然这是日本人承认我的威信，承认这块江山必须由我统治才行。我是谁呢，不就是大清的皇帝吗？这样一想，我对于等待倒比较安心了。

这样的等了三个月，到我过生日的第二天，即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九日，忽然传来了一个对我宛如雷击一样的消息，说是刚刚复会的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在满洲建立一个“共和国”。所谓东北行政委员会是二月十八日复会的，这个委员会由投降的原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辽宁（这时被改称奉天）省主席臧式毅、黑龙江省代理主席马占山和被这委员会追认的吉林省主席熙洽组成，张景惠为委员长。二月十九日，这个委员会在板垣（一说是石原）导演下通过了那项决议，接着又发表了一个“独立宣言”。这些消息传来之后，可以说除了郑氏父子以外，我身边的所有人，连罗振玉在内，无一不大感恐慌而又十分愤慨。

这时，占据着我全心的不是东北老百姓死了多少人，不是日本人要用什么办法统治这块殖民地；它要驻多少兵，要采什么矿，我也一概不管，我关心的只是要复辟，要他们承认我是个皇帝。如果我不为了这点，又何必千里迢迢跑到这里，又何必肯于受到封锁和挟制呢？我如果可以不当皇帝，我在世界上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陈宝琛老夫子以八十高龄，风烛残年之身来到旅顺一趟，也是由于听到了这个风声，所以才特意来给我作一次最后的教导，他说：“共和、总统之说，皇上万不可应，若非复位以正统系，皇上将无以对待大清列祖列宗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