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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放不下架子，又不肯学习，我的思想根本不起变化，认罪自然更谈不到。
我知道，在法律的面前，我是犯有叛国罪的。但我对这个罪名和可能得到的惩罚，只看做是一种命运的偶然性的安排。“强权就是公理”和“胜者王侯败者寇”，这就是我那时的思想。我根本不去想自己该负什么责任，当然更想不到支配我犯罪的是什么思想，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思想必须改造。
为了争取摆脱受惩办的厄运，我采取的办法仍然是老一套。既然在眼前决定我命运的是苏联，那么，就向苏联讨好吧。于是，我便以支援战后苏联的经济建设为由，向苏联献出了我的珠宝首饰。
我并没有献出我的全部财产，我把最好的一部分留了下来。在献宝之后，我的侄子替我把留下的那部分藏进一个黑色皮箱的箱底夹层里，后来还剩下一部分，无法再装进去，弄得不知怎么办是好。我对苏联人说过我献出的是我的全部财产，我恐怕苏联人发现我说了瞎话，又怕别的拘押者知道了我的秘密。再藏吧，实在没处藏了。连肥皂里都已经塞满了。最后我决定，把它扔掉。
有一天，苏联的翻译和一个军官走进了我们的房间，手里举着一个亮晃晃的东西向大家问道：“这是谁的？谁放在院子里的废暖气炉片里的？”
大厅里的人们都过去看，看出军官手里的东西是一些首饰。有人便说：“这上面还有北京的银楼的印记呢，奇怪，这是谁搁的呢？”
我立刻认出来，这原是我叫侄子们扔掉的。这时他们都在另一个收容所里，我也就不去认账，连忙摇头道：“奇怪，奇怪，这是谁搁的呢？”
不料那翻译手里还有一把旧木梳，他拿着它走到我跟前说：“在一块还有这个东西。我记得，这木梳可是你的呢！”
我慌起来，连忙说：“不是不是！木梳也不是我的！”
弄得这两个苏联人没办法，大概他们认为不便给我拆穿，怔了一阵儿，最后只好走了。他们可能到现在还没弄清，我这个人到底是什么心理。其实我只有一个心理：我怕这件事引起对我有什么猜疑来，不如一推干净少麻烦。我推得竟这样笨，不由得他们不发怔了。
我不但扔了一些首饰，还放在炉子里烧了一批珍珠。在临离开苏联之前，我叫我的佣人李焘把最后剩下的一些，扔到房顶上的烟囱里。我有这种糟蹋偷盗祖国人民的珍宝的行为，怎么谈得上认罪呢？
我对日本鬼子是怨恨的。苏联在向我调查日寇在东北的罪行时，我以很大的积极性提供了材料。后来我被召到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也痛快淋漓地控诉了日本鬼子。但当我每次谈起那段历史，从来都不谈到我自己的责任，而是把罪过全放在日本战犯身上去，尽力使自己摆脱出来。我怕的就是自己受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