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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九五四年的认罪算做前半生中第二次遇到的崩溃，那么，一九五五年我又陷入第三次崩溃的境界中。这是进入激变状态的旧思想体系——以奉天承运的自我认识为核心的世界观的崩溃。这是终究不可避免的，对我来说也是痛苦的历程。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痛苦，也不会有新生的萌芽。
我是个什么人？——这样的问题，在我变成囚犯之前是不会产生的。我在北京、天津受到的教育，我整个前半生四十多年的生活方式，使我毫不怀疑我是个奉天承运的天生圣人，我是文殊师利菩萨降世，我是一切的统治者和所有者，我就是国家、天意、真理的化身。因此，我的存在是对人们最有意义、最重要的。到了伪满时代，虽然日本人的限制和摆布也叫我气恼，但另一方面，毕竟日本人也承认我是皇帝。在伪满临崩溃的前夕，当我担心日本人把我踢开以至害怕杀我灭口的时候，末日的心情也曾使我对自己的迷信有过怀疑。我这“奉天承运”的文殊师利菩萨的肉身是不是逆天悖运，会不会昏天倒运呢？我这“圣天子”何以不见“百灵相助”呢？由于关东军的司令官毕竟还称我为陛下，加上我还有佛经、乩坛这类东西，还能维持住了自我迷信。在我最害怕、最紧要的关头上，素不相识、毫不了解的苏联红军自天而降，把我从吉冈安直手里救了出来，我还看做果然是冥冥之中有百灵护助。后来，我对共产党人略有了一点了解，了解了它是无神论者，我不由得感到有些奇怪：神灵为什么安排了无神论者来搭救我？但是，我一想到冥冥中不可知的无限大的神灵威力，我也就不多去想了。何况我的派头还能维持着，犯人们对我还毕恭毕敬，过年我还能吃第一碗饺子。尊严的维持，也就是自我迷信的维持。
回国之后，特别是恐惧心越强、求生欲望越大，对宽恕的感激心也越容易产生的时候，我这才发现了一个缠搅不清的问题：我这代表天命天意和真理的菩萨圣人向谁求助才有效呢？不是神佛而是宽大政策。我感激谁不杀之德呢？是无神论者。一切神佛百灵全是无足轻重的了，我又算个什么呢？
当我的架子完全被打了下来，给我洗衣服的岳父也死了，侄子们也不高兴接受我的求援了，李焘也不情愿给我修眼镜了，我的“八大市”的评语也有了，我这时重新回忆在伪满的末日生活，我不能不承认那是真正倒运的生活。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竟受关东军的摆布，仰其鼻息，观其颜色，这真是最大的讽刺！
那么，我究竟是个什么呢？
生活的现实开始在回答我的问题。正如不擅长辞令的老正告诉了我的：“简直是个废物！”
劳动的体验给我证实了书本上写着的冷酷的真理：不劳而获的寄生者是愚蠢的！我明白了为什么我是犯人中间最无知无能的道理。我原以为生来比谁都高一等，生活却证明我比谁都低一等，直到我学会了洗衣干活，才取得了起码的平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却连土上长的花与草都分不清楚。这句话也像“奉天承运”一样变成越来越大的讽刺。
生活的现实又进一步不留情面地剖解着我，正如李焘写在检举材料中像照进我灵魂的火把似的那句话：“这个人是既残暴又怕死，特别好疑心，而且奸诈好用权术，十分伪善的这么一个人。”
我原有的一切“知”与“能”，都现出可耻的色彩，发着触心的恶味。曾经听人恭维过的什么“仁慈”“慷慨”“谦逊”等一切“美德”，一切曾使我自我欣赏，作为自欺欺人工具的东西，都在生活中、在揭发和控诉中现出原形。当我还认为自己的存在就等于国家和天意存在的时候，当我认为人人为我乃是天经地义、我不为我则天地不容的时候，我不择手段地来保存自己，我把这看做是无可非议的；即使这叫残忍、欺骗、自私、虚伪，也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一旦我从生活的镜子里看清了自己的真容，我开始有了起码的良知，有了起码的是非区别的时候，那一切超越的理由也都失去了根据。随着自己头上的“圣光”的消失，剩下来的也就是丑恶。
承认这个事实，是痛苦的。因为这是心灵上的崩溃……
我必须重新思索，思索我的过去和未来，思索我周围的世界，思索许许多多的我还不理解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