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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是我随启蒙老师太监张谦和念《三字经》时，认得的第一个字。但是我活了半个世纪，头脑里却只有个“我”字，没这个“人”字。整本的《论语》里，孔子说的一切话，凡提到“人”字的地方，似乎也没包括一切人，最多数的人是只算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民”字里面，因此，在毓庆宫我也没有学会这个“人”字的真正解释。只是在我坐了这些年监狱之后，才懂得了这个庄严的字眼的含义，这个“人”字才真正进到我的脑中。这是由于我知道了世界上除了我自己，除了陈宝琛、郑孝胥、土肥原、吉冈安直、石井三郎等之外，还有像方素荣、老孟泰、台山堡的老大娘，还有杨靖宇、赵一曼和黄继光、邱少云这样的人。在这无数的为了光辉的理想和事业而生活的人们中间，还有我最熟悉的最感亲切的人，这是从管理所长到看守员的所方人员。这些默默无闻的人，使我知道了在今天，在我的祖国里，人被看做最有价值，人受到了真正的尊重，人道主义才有了真正的解释。
刚到哈尔滨不到一个月的一个深夜，我睡梦中突然被“铁笼子”的开关声惊醒。那时我正处在惊魂不定之中，铁门的声音特别刺耳，又是发生在深更半夜，吓得我浑身发抖，认为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偷偷睁眼看去，铁栏杆外有些穿军装的人，好像走进了隔壁，不久又拥着一个犯人出来，向楼梯那里走了。我看见里面好像还有所长。这些人走了之后，我又听见外面汽车马达声，显然，被拥走的犯人是上了汽车。我吓得一夜也没睡好。第二天早晨，从同屋的伙伴嘴里才明白，原来昨晚所长巡查的时候，看见我们隔壁的老曲没有睡下，问他干什么不睡，老曲说是犯小肠疝气症。所长回去不久，医生和护士就到了，立刻决定送到医院急救。我被吓得只看见了穿军衣的人拥着人出去，不但没认出那位前伪满四平省长的面孔，而且连护士的白衣衫也没看见。明明是在抢救人命，我却认做是去执行死刑了。
老光因痔疮发作，也住过一次哈尔滨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出院后告诉过我一件事。在他进院前不多天，另一同犯前伪吉林市市长张子烐的胃病突然恶化，大量吐血，陷于昏迷状态，医院里两位主治大夫决定输血急救，可巧血库存血已用尽，两位大夫立即各抽出自己二百毫升的血输给张子烐。张子烐本来就是活不了多久的人，而且还是个犯人，但是监狱里还是为他求医，医院也想尽办法来延续他的生命。我听了这件事，简直都糊涂了。
犯人们都知道，如果不是在这样的监狱里，像熙洽、臧式毅和张景惠这些人都活不到这样大的年岁。熙洽由于从前生活荒唐，到老年已成瘫痪，他这个病连犯人们也不觉得应该同情。那天送他上医院，看守员背他下楼的时候，我就听见我们同号里有人嘟囔：“他还是早死的好，免得叫别人受罪。”但是在医院里，他还是得到了认真的治疗和照顾。住在同一间病室的老光，天天看见护士给他打针，换着方子给他营养药吃，衣服和床单一天要换个四五次。他就这样一直活到一九五二年。臧式毅的情形和他也差不多，也活到一九五七年。活得最长的是张景惠，他是一九五八年老死的。监狱里给他常年的特殊饮食的照顾，他满口牙齿脱落了，给他配了一套假牙，同时，还要供应他流汁食品和软鸡蛋，因此，把“大下巴”都馋得装起病号来。张景惠也不参加任何劳动，不开会，不学习，他每天除了吃就是睡，他也就倚老卖老，假痴假呆，人们常常弄不清他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有一次，看守员指着我问他：“这是谁？”“大——总——统！”“你自己是谁总知道吧？”“卖——豆腐——的——”（张景惠原是布贩子，后来当了土匪，又与张作霖一起受了清朝的“招安”）他就这样地活到了八十多岁的高寿。
我的侄子真瑞刚开始干活的时候，有一次给医务室擦药柜，不当心把玻璃给砸了一块。护士听见了响声，急忙跑过来问：“伤了人没有？”吓呆了的真瑞说：“人没伤，玻璃可碎了！”“人没伤就不要紧，玻璃算不了什么，下次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这与其说是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倒不如说是经常感觉到的一种思想。为了修建我们“一所”（伪满战犯住的地方）自己的运动场，要平整一块土地，我选了临近一个大坑边的地方，正准备搬运砖头的时候，看守员把我叫走，去干拔草的活。到了这边，看见有几个年岁大的也来了，我向看守员说：“我的体力已经很好了……”看守员说：“你的眼可不行，还是在平地上好。”由于近视眼，登梯爬高的事，一概没有我的份，连擦高层玻璃，也被看守员阻止过。后来我参加了医务组的劳动和学习，每天上班前后都要打扫医务室。第一次擦玻璃的时候，我心想这里大概看守员管不到，可是刚上了凳子，又给护士给叫了下来。
在这最后的三年，也就是在我心里消失了对惩办的恐惧，相信了政府允许我重新做人，并且开始向往做个普通人之后，监狱，对我来说已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这就是：
监狱=医院+学校。
说它是医院，不仅因为许多人在这里治好了宿疾（其中也包括了我的虚弱症和胃病），恢复了正常体力（其中也包括我抬煤运土和一顿饭三十个大饺子的纪录），而且也因为连生活起居、饮食以及自由活动，也要受到监狱医生的干预和检查。医生对人管得这样多，根据我的了解，在中国除了正式的医院，大概只有托儿所和监狱才有这样情况。回想起刚来时的体格检查，真和住医院情形差不多。除了身高、体重、血压、透视等之外，还有一个详细到连过去饮食习惯、烟酒量都有的调查。除了病号伙食要经监狱医生作出规定，一般犯人的伙食也要由医生每周作出规定，而且要经过具体的检查过目。根据经常的体格检查，不同体质和健康情况的人，有不同的活动。每逢季节变换时，监狱医生都要给犯人们讲一次季节卫生知识，而每次都像保育员似的，要数说一遍那些饭前便后和劳动之后不认真洗手的人。只有一样，也许是和真的医院不同：这里没有医院里那么多的医务人员，在九百多名日本战犯遣送走了之后，医务人员缩减到一名医生，一名司药兼化验员，一名护士长和一名护士。但是这里尽有他们的“助手”。有一次夜里，我因为靠近暖气觉得太热，把被子蹬开了，还没睡着，就有人走到我这炕边上，轻轻地说：“把被盖好！”原来是值夜班的江看守员。他看我盖好了，又看了全号里每人的睡眠情形，才走了出去。假如谁生了一点儿不值得进医务室病房的小病，在护士巡视的间隙里，看守员总要来问几次，“现在怎么样？要什么东西不要？”号内有人生病，犯人组长如果不报告，便有责任。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说，犯人组长也是医务人员的助手。至于学委会系统的生活委员，那更是医务人员在指导环境和个人卫生活动方面的重要力量。
如果看一下我们的作息时间表，这里就更像一座学校了。
6:00 起床（如果夏季提前半小时）早操和打扫（在我们小组里，这是振、邦和我的事）
7:30 早饭
8:00～12:00 政治理论学习
12:00 午饭（如夏季则午睡一小时）
1:30～5:30 劳动
6:00 晚饭
7:00 自由活动（这也是文娱时间，也可以自己干些别的事。每周看两次电影也在这时间内）
9:30 入寝
从日常生活上，令人感到这是一座医院或学校的，还有这样一种事实：凡是社会上普遍举行的活动，一般说这里也有。比如抚顺市开展消灭沙眼的运动，这在一段时间内，所有人的沙眼也全治好了。比如在朝鲜美军发动了细菌战以后，全国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并且照所长的话说，由于细菌战带来了一个“好处”——中国人从此有了搞卫生运动的习惯，我们这里也就有了经常的除四害、大扫除运动。所以，当我们知道了抚顺市在一九五八年得到了“卫生先进红旗城市”的称号时，并不感到奇怪。又比如我们的经常学习的进度和内容也是和社会上职工的学习是一致的，在十年间，我们和那些职工一样，以自学、互助的方法学了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和农业合作化、工商业改造、五年计划、宪法草案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诸问题的政策文件和著作，大约有五六十种。参观是结合实际的重要学习方法，报刊是研究这些问题的重要材料，自然，报刊尤其是研究国际问题——如和平与战争、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经济等问题的重要材料。
每结束一个问题的学习，一般要写一篇“论文”——在这里叫做学习心得或者学习感想，或者按自己的意思起个什么题目。这篇文章一般地是在小组里谈一下，但并不是通过的意思，尽管也会有争论。写完了就交到学委会，然后进入下一个课题。学习时间最长的是政治经济学，共计用了两年半的时间。
四个小时的学习，各组在自己室内进行，或自己阅读，或小组讨论，或三三两两进行互助。在互助或小组里解决不了的问题，由学习组长反映给学委会，对于带普遍性的问题，学委会召集全体开会举行大讨论，有时学委会主委也作解答。如果仍然不解决问题，就要由所方负责学习的干部出来解决了。
四个小时的劳动，在一九五八年以前，工种比较简单，也不太有计划。自从一九五四年结束了每天两小时糊纸盒的轻微劳动，可以说一般人都经过了劳动的启蒙期，或者说精神与体力的准备阶段。一九五五年就断断续续做些拔草、种花、平整场地以及扫雪抬煤（也仅是年岁较轻的一部分干的）的活动。一九五六年，有了经常性的种菜、园艺、温室、养鸡的轻劳动。到了一九五八年，劳动才更具有组织性和计划性，按照每人体质、兴趣和特长等条件，编成了更多的专业组。但这样的劳动，根据一九五七年我在沈阳参观东北对罪犯劳动改造成就展览会上所看到的，是比不上一般的劳改生产成绩的。我知道有许多劳改单位，为国家创造了财富，培养出不少技术人才。我们这里，至多不过给自己解决了一部分副食品而已。对某些人来说，这种劳动是进行了生产技能训练，但对更多的年老的人来说，主要不过是为了增强体质。各个专业组，都有所方请来的师傅（技师）带领着，自然也教授着技术，但从来没有提过生产定额和指标，也就是能干多少干多少。专业组调整过几次（比如伪满战犯首创的电机厂这一组，因所方考虑到虽然有人有这方面专业技术，但多数人体力条件不合适，所以调整给国民党战犯了），到我离开抚顺之前，有这几个专业组：
畜牧组——饲养鸡鸭羊猪。猪羊场后来设在狱外的山上。这是成绩最令人满意的一个组，因为生产的肉蛋可以自给而有余。
温室组——在温室里种菜蔬，到春夏季时也种时菜；大约可自给一部分。
食品加工组——主要是做豆腐豆浆等豆类的加工品，每天供应监狱全部的需要。
园艺组——他们的活动天地就是管理所内全部的场院。
医务组——这是我参加的那个组，因为过去我看了不少中医和药书，对这方面也有些兴趣。我们一共五个人。我们的业务是每天先用半小时搞清洁卫生，然后给医生和护士们当助手，最后两小时是我们的学习时间，五个人分学中西医，辅导者是医务所的医生。到我临走之前，我们已学到针灸。我在这里也学会了操纵电疗器械，每天我的工作便是给病人量血压和施行电疗。接受电疗的有个日本战犯，大概他不认得我，同时也被我身上白罩褂和一副眼镜给唬住了，每次医疗完毕，必向我行九十度鞠躬礼，说：“谢谢医生先生。”一直到最后一次参观之后，我在全体大会上发表感想，大概才认出了这位医生是我，所以后来再来治疗，才改口说：“谢谢溥仪先生。”
关于学习中医，还有一点值得一说。一九五九年的夏季，第一学程结束，举行了一次考试。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被考，也是在监狱里学习唯一的一次考试。我心里颇为紧张。考试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得了个八十五分，这大大鼓舞了我。这不仅因为我对生活有了信心，特别是对做人的信心增强了。但是我现在回忆起来，这次考试的安排，实在又是所方有意给我的鼓励。这样的例子真是说不尽的。回想起所方对我们的学习、劳动和生活的种种安排，又哪一样不是为了让我们重新树立做人的决心和信心呢？
所以，我说我们这里等于学校和医院，这并不是根据它的形式，而是由于它充满真正人道主义的内容。重新做人，并不是只限于具有健全体格和具有正常知识。固然，这是这个医院和学校已经给了我的，但它更给我治疗了灵魂，教育了我如何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