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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江防线上溃败下来的国军潮水般涌入上海，但大街上一点都看不出大战在即的景象，倒更像是末日来临前的狂欢。每个人都想要把口袋里的钱花光那样，到处是排队抢购的男人与女人。
仲良带着苏丽娜回到电车场对面的家里，发现他的屋里男女老少挤着十来口人。他们都是隔壁邻居从苏北逃难来的亲戚。他们看着仲良，连挪一下屁股的意思都没有。
邻居皱着眉头告诉仲良，这屋子先是让宪兵队封了，后来又给了一个替日本人办事的小汉奸，抗战一胜利，汉奸关进提篮桥的监狱不久，就搬来了个忠义救国军的小队长。邻居说这是他花了八十个大洋从那个小队长手里买过来的。说着，他让老婆去屋里把房产证、地契、收据都拿出来，一样一样摊给仲良看。最后，邻居看看仲良，又看看苏丽娜，说，要不这样，我把楼下的杂物间腾出来，你们先住下来再说。
仲良说，可这里是我的家。
你没看外头的形势？邻居笑了笑，说，这天下都不知道是谁的呢。
当天晚上，苏丽娜挽着仲良的手臂，两个人沿着南京路一直逛到外滩。他们像一对热恋中的情侣，在黄浦江边的水泥凳子上一直坐到快宵禁时，才起身回到那间没有电灯的小屋里。上床后，两个人还是不说一句话。他们相拥而卧，闭着眼睛，却谁也没有入睡。他们在黑暗的屋子里听了一夜城市各种各样的声音。
两天后，仲良来到静安邮政所，他见到的第一个人竟然是伊藤近二。现在的伊藤成了邮政所的门房。他扶了扶眼镜，微笑着对仲良说他已经改名字了，他现在的名字叫尤可常。仲良看着他那张越发干瘦的脸，说，你应该在战俘营里。
尤可常还是笑呵呵的，说早在1944年他就是反战同盟的成员了，我为你们的国家多少是做过一点事的，不然你们怎么会放过我呢？说着，他跟所有负责的门房一样，把仲良领到所长的办公室前，敲了敲门后，恭恭敬敬地做了个请的手势。
可是，当仲良对所长说他还想回来当一个邮差时，所长诧异地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说，你早该有房有车、出门有跟班了，你是抗日的功臣。仲良笑了笑，说他什么都不是，他现在只想找份工作养家糊口。所长点了点头，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后说，看来，是我看走眼了。
所长觉得有点对不起仲良，临别时，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口，显得特别的宽容与感慨，说你想来就来吧，什么时候来都可以，连自行车都不用准备了。所长说反正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谁也不知道这邮政所的门还能开到几时。仲良又笑了笑说，家书抵万金，总有人要寄信的。仲良记得所长曾经说过：有时候一封信就是一片天。
苏丽娜失踪是在解放军开始攻城的前夕。
那天早上，仲良去上班不久她也离开了家。已经连着好几天了，苏丽娜每天都在米行门口排队，挤在抢购的人群中。可怎么看，她都不像一个每天在为柴米油盐操劳的女人，更不像是个邮差的妻子。
傍晚，仲良回到家里生着炉子做完饭，还不见苏丽娜回来，就坐在饭桌前，一直等到第二天黎明。他把可能发生的事都想了一遍后，开始发疯似的寻找他的妻子。可是，在问遍了上海所有的警察署、收容站、难民营与救护所后，仲良的寻找变得漫无目的。他像个幽灵一样每天游荡在上海的街头，连做梦都想着苏丽娜会忽然出现在他面前，脸上挂着浅淡的笑容。
解放上海的战斗整整打了半个月，枪炮声日夜不绝，满大街到处都是血肉模糊的伤员与载满士兵的军车，仲良寻找的步履却并未因此停止。他就像个仓皇而焦躁的逃兵穿行在大街小巷，直到解放军的枪口顶到了胸前，让他举起手来时，仲良才发现自己身上的邮差制服早已污秽不堪，根本分不清他是个邮差，还是个国军士兵。仲良指着胸口的邮政徽章，不停地解释：我是邮差，是送信的邮差，我是你们的同志。
总算有位解放军的排长听明白了他的话，摊开一个本子，指着上面“外白渡桥”四个字，说，你是同志就带我们去这里。
仲良二话没说，啃着排长给他的一个馒头，就成了解放军的向导。他带着这个排的战士从外白渡桥一直打到邮船码头。第二天，他们攻下了招商局的货仓，可就在穿过太平路的时候，从对面窗口射来的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腹腔。
三天后，仲良在解放军战地医院的一张病床上醒来，在满目刺眼的阳光中，他看见苏丽娜正俯身摸着他的额头。仲良想抓住那只手，可人动弹不了。他张了张嘴，同时也看清楚了，那是名年轻的解放军护士。
解放军护士直起身，说，别说话，好好躺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