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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今晚婉喻几乎用了十块钱买两个玫瑰大头菜的事情，在兄妹二人看来是个事件，令他俩紧急对视的大事件。婉喻还烧糊了粥，丢失了雨伞，不认识熟人，兄妹俩这天晚上一再地用眼睛相互报警。丹珏把板结的粥兑上开水，用力搅动，终于搅匀了，再把玫瑰大头菜切开，浇了点麻油。他们的晚饭一般来说都欠缺营养。她们都是典型的欠缺营养的上海女人形象。那一碗青豌豆烧河虾仁是今晚的主菜，难得这样营养丰富和奢侈，因此婉喻给子烨也拿了双筷子来分享。
“明天写封信给老头子吧，”做哥哥的说，“让他先在青海找个地方住下来。租个房子应该能租到吧？”
丹珏用筷子挑起一团糊粥，放在嘴里，声音从粥后面出来：“那你写好了。我不写。”
“我写老头子要不高兴的。”
“他反正要不高兴的。我们不让他回上海，他高兴什么？并且你要找个道理跟他讲，为什么不让他回来。我找不出这个道理。你写。”
“你就告诉他，他在监狱里不了解外面情况，外面其实紧张得很，政治运动说来就来，我们活到今天不容易，不要给我们再找麻烦。政府又没有跟我们书面认错，说当时捉他进去是错的，过两天又来运动了，再把我们算成敌属我们找谁去？”子烨说。
“那你就给老头子写呀，把这些道理告诉他呀。”
“我告诉你，是请你来写。”
“为什么一定要我来写呢？你这个人滑稽吗？”
婉喻突然把筷子一放：“我来写。”她脸上两片红晕。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女人会如此羞愤，她的一对儿女马上掉开脸，不敢看她。焉识是她婉喻的一部分，任何人多余焉识，就是多余她。人一老，对于自己是不是被别人多余最为敏感，他们整天都在看儿女们甚至孙儿孙女们的脸色，看看自己在他们生活里的定位错了没有，错了就是多余。没有比发现自己多余更凄惨的事，慢说被多余的是比自己性命还要紧的焉识。
“我给你们的爸爸写信，就告诉他，我搬出去了就接他回来。我会想办法租房子的。”
母亲这一席话马上让丹珏哭起来。一家子总是这样：你觉得你可憋屈够了，他觉得憋坏了的正是他。这就是女儿和母亲都觉得生不如死的时候。丹珏现在跟谁都不会掉泪了，除了她觉得受了母亲的委屈。她又是抽泣又是指控，这么多年难道不是她丹珏在陪伴母亲，和母亲相依为命相濡以沫？也总是这样，这类话一说开，你欠她情，她负你债的意味就暗示出来了。
婉喻看着兄妹俩，明白一直以来她给自己定错了位。原来家里的主人一直不是自己，连每个礼拜天带着老婆孩子来吃一顿不交钱的中餐的冯子烨都比婉喻有资格做这房子里的主人。他们为了父亲牺牲得太多了，为了母亲也牺牲得足够了。当然，每当这样的家庭控诉大会发生，事后大家都会重归于好。就像天下所有的长辈和晚辈一样。
婉喻这次却记了仇。等到第二天，大家以为一切又重归于好了，婉喻悄悄地给焉识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她已经很久没有静静地给自己砚墨，镇纸，如同一种感官享受那样将狼毫笔若虚若实地落在宣纸上。光是这写的方式已经决定了婉喻的信的特色，它的不可取代的“婉喻性”。光是这样的一点一划，一撇一捺就已经属于她的表白：触觉的、神色的、内心的。她写下这么多年来她的思念之苦，写下她对他从未间断的诉说，还写了东一点西一点的回忆。
我祖母写给我祖父的信非常优美。可惜我们再也不会有那样优美的情愫和表达方式了。灭绝了。但是我祖母婉喻在这封信里的回忆很多都是错的，据我祖父说，事情不是那样的，没有那样美好，他不像她写得那么美好。婉喻颠三倒四的走样的记忆一方面由于她的记忆是主观的，因为她一厢情愿地去那样记忆事物，另一方面，因为就在她给我祖父写那封信的时候，她的失忆症已经开始。我不愿意叫它“老年痴呆症”，我觉得她的病和老年没有必然关系，似乎她宁可篡改记忆，最终把记忆变成了童话。谁也不能说满脑袋童话的人是老年痴呆。
婉喻在那封长达六页纸的精美书信上告诉我祖父，她一定会以一个新家来迎接他回来。从此以后，焉识的回信她都藏起来，不再让丹珏和子烨看。焉识在信里让婉喻别急，他会等待的，这么多年都等待了，不急这一会儿。
我小嬢孃冯丹珏在那天痛哭控诉之后，不久就恢复了一个科学家的冷静。她知道自己和哥哥的话伤了母亲的心。那之后一个阶段，她对母亲非常温柔体贴。她的小心翼翼让她和母亲陌生起来，因此她便更加小心翼翼。几个月后，她在里弄的墙上发现了一张油印的调房启示：某人愿意以一套两卧室的房子调换两间分开的房间，有没有客厅都无所谓，亭子间也行。下面留的电话是一个陌生号码，这个想调房子的人显然是甘愿吃亏的。启示是印在那种桃红色、菲薄的劣等纸张上，似乎“针灸治疗痔疮”，“最新脚气灵批发”，或者“大米换山芋干”的启示都是印在这种纸张上。丹珏去上班，看见公共汽车站也贴了好几张同样的桃红调房启示。汽车站人山人海，丹珏决定走一站路到终点站去乘车。一路步行过去，每一根电线杆上都贴了一张桃红调房启示。此人一定是急疯了要结婚，把自己跟家人分开，宁可去住亭子间。
丹珏在实验室突然想到母亲那天说的话：“我会想办法租房子的。”不得了，无数桃红调房启示后面，那个急疯了要调房结婚的人可能就是冯婉喻！
她给哥哥子烨打了电话，把调房启示的事情告诉了他。子烨看得比妹妹严重：一旦母亲独立门户，给她和陆焉识做主的就是婚姻法，恋爱不分早晚，婚姻自主不分老少，晚辈们就再也干涉不了他们。政治运动一来，说不定人民和政府发现放错了人，再来一场大逮捕把他捉回去，一切都会从头走一遍，陆焉识就成了个法律上的父亲来毁坏他儿女们、孙儿女们的生活。冯子烨自己可是个好父亲，他大半辈子保持平庸，争取不拔尖不卓越，同时掌握防人和攻击人的能力；他从不愿给孩子们做个才智学识过人的父亲，而是给他们做一个世俗的大众化的父亲，因为这样的父亲安全，容易让大众认同，他给予儿女们的父爱也才安全，源源不断，不会被某个政治运动截断或剥夺。
丹珏说，母亲想跟父亲结婚，谁也不该拦，谁也拦不住。母亲有为人妻的愿望，她也有这份权利。子烨让妹妹别急，容他想想，多难的事情他这辈子都碰到过，没有他想不出对策的。
在家里，婉喻一如既往地去居委会开会，到各个里弄宣传文件，动员学习。她唯一的变化是比过去更加安静。她的安静中添出一种满足，就是那种“增一分则多减一分则少”的满足。桃红色的启示被雨水冲掉了艳丽，但马上就有新的贴上来。连丹珏大学门口，也出现了同样的桃红纸张。一个急于给自己搭窝，筑洞房的人才会这样干啊。丹珏多次想问婉喻，调房子的启示是你贴出去的吗？但是话到嘴边她又觉得不可能。婉喻像干那种事的人吗？差点把全上海都贴成桃红的了！
有一次丹珏乘着学校的车（她现在已有偶然坐坐学校的旧伏尔加的特权了）去另一所大学讲课，突然看见婉喻急匆匆地走在人行道上，脚上穿的是一双粉红色的绒布拖鞋。这双拖鞋是她专门为孙女准备的，虽然孙女长大后很少来看她，一个学期不过来一两次，做祖母的却一厢情愿地为孙女准备了高档拖鞋和睡衣，还有一套新被褥和洗漱用具。丹珏赶紧让司机靠路边停车。她追上婉喻时，婉喻正站在红绿灯路口东张西望，似乎四个方向都是错的。
丹珏叫了一声便上去一把拉住母亲。婉喻回过头，虽然只是半秒钟的惶惑，丹珏还是看出来了。
“姆妈，你一个人跑到这里来做什么？”女儿问道。她把不经意相遇的表情做得很真。
“是你啊……？”婉喻说。
所以最开始那半秒钟的惶惑不是丹珏的错觉，确实是母亲在辨认女儿。
“你去哪里，我让车子送送。”丹珏看见那辆伏尔加已经开过来了，走走停停，等待丹珏的指示。
婉喻脑子里起风了似的，所有念头想法都被刮得一片弥漫。她要去一个非去不可的地方，这一点是没错的。所以她胸有成竹、目标坚定地对女儿笑了笑：忙你的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