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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祖母在我小嬢孃护驾之下，乘上我叔祖父陆焉得包的宾馆轿车先一步告辞。此后她再也不肯见任何人，除了她的小女儿冯丹珏。她和丹珏的公寓就是她的炮楼，她在里面抵抗任何给她包办婚姻的人。
这样的母女告别令我的大姑冯丹琼好不凄凉。她提前结束了故国重游，带着几个孩子回美国了。离去之前，她总是用一句话安慰她自己：“我会把姆妈接到美国去的。”她把这句话重复了很多遍，一想到她将会忍受怎样的思念之苦，就把这句话拿出来念叨。她内心分裂出两个人来，一个年长一个年幼，幼者一伤心闹腾，长者便拿好话来哄，不必考虑兑现，只要哄出暂时的宁静就好。
我的叔祖父陆焉得两口子在那场晚宴之后也变得无心无绪，自我敷衍地把上海逛了一遍，“不逛说不过去”的那种逛法。对他们来说，玉佛寺、城隍庙、国际饭店、大世界……一切都大不如从前，脏了，破旧了，留着无产者们的不敬和冒犯，唯物论信徒们对物质的毁灭欲让他们寒心地摇头。最伤他们心的是，软语漫笑的上海人没了；无论朝哪个方向扭过你的脸，你都和冷漠或牢骚或仇恨照面。每个人都是牢里牢骚地行走或说话，他们的牢骚似乎都是你引发的。因此焉得两口子不跟上海人计较了，在冯丹琼祖孙几人离开上海的第二天，也回比利时去了。
他们行前都没有跟我祖母告别。因为我小嬢孃怕进一步刺激她母亲，引出又一个病情飞跃，劝阻了他们。
我祖父陆焉识一直沉默。沉默得奇怪。他的沉默也是一座炮楼，替他守卫着他思维的持续性，让他完成他回忆录和书信集的最后章节。他的沉默一直持续到1984年冬天。那个冬天发生了一件事：我祖父不知怎样被重新发掘，领导一本汉英大词典的编辑工作。我在他屋里（曾经是我的卧室）看到了那封聘书以及跟聘书一块寄来的便笺。便笺说：“……朱教授一再请我代问您好。他因为类风湿暂时不能回国……”我是这样推演的：这位身在美国的朱教授热烈推荐了我祖父。他是我祖父的学弟，深知陆焉识的学识，也了解他揣着那样的学识在大荒草漠上种青稞、打鱼，蹉跎二十多年。我接下去的推演是：出版社在决定编辑这本大词典时首先是请美国著名汉学家朱教授来挂帅的，但朱教授像所有海外游子一样，听了太多的几乎千篇一律的陆焉识式的故事，怕自己一旦回国也会像陆焉识一样去种青稞、打鱼，所以干脆举荐陆焉识，好在陆焉识是过来人。我无法得知朱教授如何举荐我祖父的，但仅仅从这一举荐导致我祖父登上主编位置，就可以断定朱教授如何摆出条条例证，也足以看出朱教授有多么重大的话语权。
我不知道自那之后我祖父和出版社有过怎样的讨价还价，出版社居然答应出面把陆家房产的一小部分讨要回来。那幢三层的小楼的一层在1954年被我祖母抵押出去，变换成厚礼，分送给一个个可能让政府改主意，把我祖父从死囚名单上划掉的人。我祖父活着走下刑场之后，我祖母为了念政府和人民的好，把剩下的两层楼捐给了政府和人民。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大事件证明了我祖母冯婉喻有着先知的英明：一次次政治运动和社会变迁假如能使那房产幸免，到了“文革”是无论如何也保不住的。终究要失去的东西，不如主动失去。能够主动地丢失便是施者。怎么办呢？不这样施舍，弱者怎样表达对于压迫他们的强者的宽容大度呢？
也许捐出房产只是冯婉喻表达的感恩——对政府和人民由衷的感恩。她感谢他们给了自己深爱的男人活下去的机会。活下去的机会是一切机会的纲，纲举目张，然后才能让政府和人民宽恕他，特赦他，他才能和全家重逢，才能出任主编……
没有活下去的机会，陆焉识怎么能有二十多年的充裕时间，渐渐认识到婉喻的美丽可爱，认识到是什么埋没了她的美丽可爱。没有那二十多年，他肯定没有机会，好好在记忆里消受那份美丽可爱。
我祖父陆焉识的请求被恩准了。陆家的三层小楼在1985年年底是这样格局的：一楼的门厅客厅隔成三间房，住着一个六口之家和一个单身汉。二楼住了两对中年夫妇，各有两个孩子。三层原先是恩娘的卧室，现在最为热闹，三对小夫妇在楼梯口摆了三个碗橱，三套炊具，海陆空立体地利用空间。煤气从一楼接到二楼，二楼再接到三楼，管道赤裸裸地从地板缝钻出钻进，上下通行无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