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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无线电通信员自从上船第一天起就得守在角落从事这项辛苦的工作。我们身处洪堡洋流内的第一天，海水就侵袭了电池箱，于是他们必须用帆布遮盖住敏感的无线电角落，海上的风浪虽大，能保住多少东西要听天命，但也要尽人事。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在小木筏上架一根足够长的天线。他们试着用风筝将天线送上去，但是大风一吹，风筝就倒栽葱似的一头栽进浪头里消失了。于是他们又想到利用气球，但是热带阳光在气球上烧了一个洞，气球就这么落入大海。接着，又得处理鹦鹉与无线电的仇恨。除此之外，我们在洪堡洋流里航行了两个星期，才从安第斯山脉的死亡区域里逃生，那时，无线电短波就像空肥皂盒里的空气，又闷又没有生气。
然而，接下来有一个晚上，短波突然划破寂静，托尔斯坦呼叫的声音偶然被一位在洛杉矶的无线电爱好者接收到，当时他正坐着把玩发报机，打算与瑞典的另一位无线电爱好者连上线。这个人问我们使用哪一种无线电装置，当他得到满意的答复时，又继续问托尔斯坦是谁、住哪里。当他听到托尔斯坦的住处是漂浮在太平洋中的一艘木筏上的竹制船舱时，我们听见了几声奇怪的按键声，一直到托尔斯坦提供更详细的说明后，他才镇定下来。他告诉我们他叫哈尔，他妻子名叫安娜，她是瑞典人，他会告知我们的家人，我们还活着，而且一切很顺利。
这天晚上的事带给我们一种奇怪的感觉：一位全然陌生、名叫哈尔的人，远在人口稠密的洛杉矶，职业是电影放映员，木筏之外，他是全世界唯一知道我们的位置及我们一切进行得很顺利的人。自从那天晚上起，哈尔和他的朋友法兰克·库瓦每晚轮流熬夜，等着接收我们自木筏传过去的信号。而赫门也收到了来自美国气象局局长的感谢电报，感谢他连续两天传送电报报告这个地区的天气，因为有关这个区域的报告少之又少，更遑论统计数值。后来诺特和托尔斯坦几乎每晚都与其他业余无线电爱好者联系，并且通过在诺托登一位名叫艾吉尔·伯格的无线电爱好者问候挪威的亲朋好友。
我们刚进入远洋海域的前几天，盐水太多导致整个无线电站完全无法运作。操作员日日夜夜地操劳，拿着螺丝钉和焊接铁奋力修理，那些远方的无线电爱好者大概都觉得木筏已经结束了它短暂的一生。然而接下来有一晚，我们的呼号冲入天空，不一会儿，无线电的角落像蜂窝般发出嗡嗡声，好像几百个美国电台人员同时在回答我们的呼叫。的确，如果你不慎误入无线电发报区，真的和坐在蜂窝里没两样。整艘木筏都很潮湿，即使我们在操作员坐的轻木上铺了不渗水的橡胶布，但只要他用指尖敲打摩尔斯<a id="jzyy_0_68" href="#jz_0_68">(5)</a>键时，操作员的手指和臀部仍会触电。而如果我们任何局外人想从装备无线电的角落偷一支铅笔，往往不是被电得头发直立，就是一碰铅笔，指尖也会爆出长长的火花。只有托尔斯坦、诺特和那只鹦鹉能够蠕动着身子闪进那个角落，而且毫发未伤。其余的我们，只好摆上一张厚纸板，标示危险区。
有一天深夜，诺特借着灯火坐在无线电的角落东摸西摸，突然间他摇摇我的腿，告诉我他刚刚一直在和一位住在奥斯陆郊外、名叫克利斯钦·阿蒙森的人在无线电上通话。这实在是有点破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纪录，因为这艘木筏上使用的小短波发报机，每秒转速只有一万三千九百九十千周<a id="jzyy_0_69" href="#jz_0_69">(6)</a>，传输功率不超过六瓦特，大致相当于小手电筒。这一天是八月二日，我们已经环绕地球超过六十度，因此奥斯陆是在地球上与此地相对的另一端。后天就是哈康国王<a id="jzyy_0_70" href="#jz_0_70">(7)</a>七十五岁生日，我们直接从木筏上传送一封祝贺电给他。这件事过后的第二天，克利斯钦再度与我们成功通信，他传送给我们来自国王的回电，愿我们好运常在，并且旅程顺利、大功告成。
我记得还有另一段插曲，正好作为整个木筏日常生活的对比。我们带了两部相机上船，艾瑞克还随身带了一包打算在旅程中冲洗照片的材料，如此我们可以拍下不寻常的事物。在鲨鱼来访之后，他就按捺不住地按照说明书上的比例将药水和清水混在一起，冲洗出两张照片。底片看起来就像从极远的距离外拍摄的相片，什么都看不见，只有模糊的圆点和波纹，这张照片显然是毁了。我们利用无线电征询建议，信息被好莱坞一位无线电迷接收到，他打电话给实验室，不久又接进来，说我们的相片冲洗剂温度太高，我们用的水温度一定不能超过六十华氏度，否则底片会起皱。
我们谢过他的建议，并肯定地告诉他我们四周最低的温度就是洋流本身的温度，几乎有八十华氏度了。由于赫门是冷冻工程师，所以我用开玩笑的口吻要他将温度降低到六十华氏度。他要求使用一小瓶原计划用在充气橡皮艇的石碳酸，然后在一个上面盖着睡袋和羊毛背心的茶壶里变了戏法，突然间赫门短而粗硬的胡子上出现了雪粒，然后他带着放在水壶里的一大块冰块进来了。
艾瑞克重新冲洗相片，发现效果好极了。
借由短波传播，对康提基的时代而言，仍是一种未知的奢侈。但我们脚下的海洋之波如一千五百年前一样，稳稳地将轻木木筏送往西方。
在我们进入离南太平洋群岛更近的区域之后，信风改变了方向，天气变得有一点不稳定，出现了些微暴风雨的迹象。风原本稳稳地自东南方吹来，直到我们一路越过赤道洋流，才逐渐转向正东方。我们在六月十日到达南纬六度十九分，这是我们这趟航程所到达的最北端。因为我们太接近赤道，从当时的情势来看，好像会再往北航行，甚至到最北的马贵斯群岛，完全消失在大海中，找不到任何陆地。然而，后来信风转的弯更大，从东风转为东北风，画了道弧线将我们带往岛屿世界。
航行中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连续好几天风与浪都没有什么变化，结果我们就完全忘记到底该轮到谁掌舵，当然，夜晚除外，因为夜里只有一个人掌舵。风浪比较平稳时，我们会把操舵桨紧紧绑住，这种时候不需要任何人管，“康提基号”船帆仍然能鼓得满满的。如果在夜晚，轮班的人只要安静地坐在船舱门口看星星就行了，如果星座在天幕中的位置有了变化，就意味着他该出去检查一下，看到底是操舵桨松动了还是风向变了。
我们连续好几个星期观看星星在天幕上的移动，发现借助星星来确定航向可太轻松了。的确，晚上果真是没什么其他可看的。夜复一夜，什么星座在什么位置我们早就了然于心，而且当我们往赤道航行时，大熊星座就从地平线北边升上来，清晰可辨，于是我们开始焦虑，害怕会看见北极星，因为航行的人从南半球横越赤道之后，北极星就会出现在天际。但当东北信风开始吹拂时，大熊星座就又沉下去了。
古代的波利尼西亚人是一群伟大的航海家。他们白天利用太阳、晚上利用星星来判断方位。他们的天体知识丰富得惊人：他们知道地球是圆的。许多抽象的地理概念，像赤道、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在他们的体系里都有相应的称谓。在夏威夷，他们把海洋图刻在圆形葫芦瓶的外壳上，而在其他某些岛屿上，还有人用树枝编制成较为详尽的地图，并将贝壳钉上去当作岛屿，小树枝则作为某种特定的洋流。波利尼西亚人也知道五颗行星，他们称之为“流浪星”，好与恒星有所区别。至于恒星，他们为将近两百颗星星取了名字。对于古代波利尼西亚人而言，一位优秀的航海家必须非常清楚不同的星星会在天空的哪个方向升上来，以及在夜晚不同时段里，或是在每年的不同日子，星星会运行到哪里。他们知道哪些星星最后会升到哪些岛屿的上方，有的星星夜复一夜、年复一年地悬挂在某个岛屿上方，他们便用星星的名称为岛命名。
他们懂得星空像一个闪亮的巨型罗盘，由东旋转至西，头顶的星星总能告诉他们向南或向北移动了多远。波利尼西亚人发现并占领他们目前的地盘，也就是最接近美洲的整个海域之后，在一些岛屿之间，连续好几个世代，他们始终保持着交通来往。传说塔希提岛的酋长拜访夏威夷时，由于夏威夷位于塔希提岛以北偏西几度，两千海里以外的地方，所以舵手借由观看太阳和星星，首先航向正北方，直到他们头顶正上方的星星告诉他们已经与夏威夷同纬度时，他们才向左转，朝正西方航行而去，最后鸟和云会告诉他们岛群在哪个位置。
波利尼西亚人广博的天文知识以及历法的推算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当然不是由西边的美拉尼西亚人或马来人传过去的，而是同一批已消失的古老文明种族，也就是“白皮肤长胡子的人”，将他们在美洲了不起的文化，教导给亚兹迪克人、玛雅人<a id="jzyy_0_71" href="#jz_0_71">(8)</a>及印加人，并发展出当时欧洲人无法媲美的类似历法和天文知识。
根据历法，波利尼西亚就像秘鲁一样，每年的第一天就是昴宿星团<a id="jzyy_0_72" href="#jz_0_72">(9)</a>出现在地平线上的那一天，而无论是在波利尼西亚或是秘鲁，这颗星皆被认定为农业守护星。
今日的秘鲁，濒临太平洋的地方地势渐低，那里的荒芜沙地却矗立着伟大古天文台遗迹！这也出自那批雕刻巨像、竖立金字塔、种植甘薯和葫芦，并以昴宿星团的升起作为每年伊始的神秘的高度文明民族之手。康提基在太平洋里升起帆时，就已经对星星有足够的了解了。
七月二日夜里，轮班的人再也无法安静地坐着研究星空了。在经过几天轻微的东北风吹拂之后，出现了狂风恶浪。夜深后，月光明亮，风力强劲。我们将木头碎片扔进眼前的水中，根据计数碎片流到船的另一端所花的秒数来测量速度，最终发现，我们的速度创造了新的纪录。虽然我们的平均速度，套句我们船上新发明的行话，是十二至十八“碎片”，但我们现在的速度是“六碎片”，磷光在船后有节奏地旋转。
四个人在竹制的船舱里鼾声大作，托尔斯坦坐着敲击摩尔斯键，而我正在值班掌舵。就在午夜之前，我看见极不寻常的海浪，从筏尾直冲上来，遮挡了我整个视线，接着我又看见紧跟在第一波骇浪后面的两波巨浪，浪头的飞沫扑溅过来。假如不是我们的木筏刚刚经过浪来的方向，我一定会以为我看见的，是高浪冲击在危险的浅滩上。当第一波海浪像一面高墙在月光下以排山倒海之势朝木筏的方向奔来时，我大叫一声，让大家小心，同时将木筏一扭，准备好承接巨浪。
当第一波海浪袭来时，木筏尾端往旁边翘起，顺着涌起的浪峰一路漂上去。我们穿过从木筏两旁灌进来的汹涌泡沫，而大浪则从我们的脚下卷过。浪要过去了，船头翘得高高的，船尾首当其冲地滑进浪潮之间宽广的浪谷。下一波水墙接踵而至，我们立即又被抛到空中，就要冲过浪头之时，清澈的大水从筏尾向我们扑来。木筏被甩出去，侧舷朝向海浪，根本不可能快速地扭转回来。第三波浪潮推过来，一股股的水花并排连成一道闪烁的高墙，就在靠近我们时，墙头轰然倒塌。当浪涛兜头扑下来，我别无他法，只能尽我所能紧紧抓住船舱屋顶突出来的竹竿，我屏息以待，感觉随着木筏被抛上高空，周围的所有东西仿佛都被呼啸的水花漩涡带走似的。不到一会儿，我们和“康提基号”就又浮出了水面，温柔的水波把我们从浪的另一侧送下来。接着大海又归于平静。三波巨大的浪墙在我们眼前呼啸而去，留下一连串椰子在月光下浮沉，在水里冒着泡泡。
由于最后一波海浪着实给了船舱一个痛击，不仅无线电角落的托尔斯坦人仰马翻，其他人也被涛声吓醒，大水从原木间涌入，钻进墙面。在前甲板的左舷上，竹席被冲开一个洞，活像个小火山口，潜水篮被几次打来的浪潮挤扁，但其余的东西都安然无恙。对于这三波恶浪到底从何而来，我们一直没有肯定的解释，可能是海底出了什么状况，这种情形在这些地区并不算稀奇。
两天后，我们遇到第一场风暴。起初，信风完全停息了，白色如羽毛一般的信风云在我们头顶的湛蓝天空上游移，突然一层又厚又黑的乌云从南方地平线上席卷过来，侵略着白色的信风云。接着从最无法预期的方向吹来疾风，害得轮班掌舵的人招架不住。尽管我们立即将船尾转向风的来向，以便让船帆恢复安全状态，但风向变得和我们的动作一样迅速，劲风从另一个方向吹过来，挤压鼓胀的船帆，木筏猛烈地旋转、摆动，船员与货物都面临着危险。然而，这时信风突然又起来了，从坏天气来的方向直扑过来，当天空的乌云滚到我们上头时，原本的微风增大成强风，接着又转变成真正的暴风。
在短得不能再短的时间之后，我们周围的海浪一跃，升至十五英尺的高度，从浪谷到浪峰有二十至二十五英尺，怒吼的这波巨浪与我们的桅顶一般高，我们则处于浪涛下的浪谷处。我们所有人都跑到甲板上，七手八脚地想急转木筏，一阵混乱之后，暴风用力地摇晃竹制墙面，在帆索间呼啸怒吼。
为了保护无线电角落，我们将帆布张开，遮盖住靠近船尾的竹墙部分及船舱的左舷。我们也再度绑紧了所有松散的货物，并把船帆拉下来紧绑在竹制帆桁上。天空乌云密布，大海逐渐转暗，开始威胁我们，四周都是带着白色浪峰的巨浪。破碎的泡沫留下的痕迹，如同一条条狭长的条纹般，朝着向风的方向一路绵延，直抵绵长浪潮的脊背；每一处波浪涌起、破碎又跌落的海面，绿色的海浪碎片就像伤口一般泛着泡沫，在蓝黑色的大海上浮沉了好长一段时间。浪涛一破碎，碎浪就像盐雨般洒在海上。热带大雨伴着横刮的暴风，向我们倾倒下来，如同无形的鞭子抽打着海面，水就从我们的头发和胡子间窜流而下，带了些咸味。我们赤裸着上身，冻得发僵，弯着腰在甲板上跌跌撞撞，努力检查木筏上的装备，以便挨过暴风雨。当暴风雨从地平线上猛烈袭来，聚集在木筏四周时，我们第一次感到紧张和焦虑。然而，等到暴风雨真的来势汹汹地扑向我们，“康提基号”却一副轻松自在、应付自如的架势，于是这场暴风雨变成了一场令人兴奋的运动。身处狂烈暴风中的我们，看到轻木木筏如此潇洒地应对着暴风雨，像个软木塞般轻松地躺在海浪之顶，将狂暴海水的主要重量控制在它身下几英寸处，不禁觉得分外欢喜。在这种天气下，海洋和高山有很多共同点。这时的我们就像身处暴风雨笼罩的荒野或高原，放眼望去是一片光秃阴暗。虽然我们处于热带中心，但当木筏在雾气弥漫的浪花间上下漂浮时，我们总会觉得自己是在山岩间顶风冒雪地飞驰下山。
在这种天气里，掌舵的人必须全神贯注。当高耸陡峭的巨浪从木筏前半部的下方流过去时，后面的原木就会跟着从水中升起，然而下一秒钟，整艘木筏就俯冲而下，准备再爬上下一波浪峰。海浪之间如此接近，就在第一波浪潮还将船头举在空中时，最后一波也已到了。大量海水呼啸着淹过操舵的区域，摆出可怕而混乱的姿态，但是下一秒钟，船尾升起，洪水就像筛过叉子的尖刃，消失了。
根据我们的计算，大海一片平静时，每波海浪之间通常间隔七秒。在二十四小时内，大概有两百吨海水从船尾淹上船来，只是我们都没有注意到，因为海水只静静地流到我们赤裸的脚旁，然后又静静地消失在原木间。然而，遇到大暴风雨时，就会有超过一万吨的海水冲上船，每隔五秒就有几加仑或两三立方码，有时甚至更多。海浪冲上船时，有时还会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站在及腰高的海水中的舵手会感觉自己好像在急流中挣扎着前进。木筏似乎颤抖了一会儿，但毫不留情的海水随即压向船尾，像小瀑布般自原木间流走了。
赫门一直在外面拿着风力计测量暴风的强度，这场暴风持续了二十四小时。接着，暴风逐渐转弱变成一股劲风，裹挟着暴雨，使得海面汹涌翻腾，我们就这样乘着浪，顺着风颠簸着往西航去。在高耸的群浪间，为了正确测量风速，只要情况允许，赫门就会爬上摇摆的桅顶，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紧紧抓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