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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要战斗多久？我不能久留，
也不会久留！我还有事要做。
——弗朗西斯·博蒙特和菲利普·马辛杰 ，《法国小律师》
地铁里已经人满为患。星期一早晨的脸形色各异：松弛的，憔悴的，无奈的，强打精神的。斯特莱克在一个双眼浮肿的金发姑娘对面找了个座位，姑娘在打瞌睡，脑袋不停地左右摇晃。她一次次突然惊醒，紧张地辨认模糊的站名，生怕坐过了站。
火车哐啷哐啷地行驶，送斯特莱克匆匆返回他称之为家的那个地方：逼仄的两间半房子，屋顶隔热很差。他感到深深的倦意，周围是些冷漠的、毫无表情的脸，他发现自己在思索这些人被带到世间是多么偶然。理性地来看，每个生命的诞生都是偶然的。百万余个精子在黑暗中盲目地游动，能够变成人的几率微乎其微。他累得有点头晕，恍惚地想，地铁里这么多人，有多少是计划的产物呢？又有多少像他一样，是偶然的意外？
他读小学时，学校里有个小姑娘脸上有一块酒红色的胎记，斯特莱克暗地里总对她有一种亲近感，因为他俩都是一出生就带有某种不能消除的与众不同之处，而这并不是他们的过错。他们自己看不见，但别人都看在眼里，并毫无修养地不断提起。完全素不相识的人时常对他着迷，他五岁时以为这与自己的独特之处有关，后来才意识到他们只是把他看作一位著名歌星的一个受精卵，一位名人偶尔出轨的证据。斯特莱克只见过那位生物学上的父亲两次。乔尼·罗克比做了亲子鉴定才承认他们的父子关系。
这些日子，在斯特莱克遇到的人中间，只有很少几个知道这位看上去脾气暴躁的退伍军人跟那位老迈的摇滚歌星有血缘关系，多米尼克·卡尔佩珀是其中最下流的一位，对色欲和捕风捉影的事特别感兴趣。那些人的思路从信托基金一下子跳到印制精美的宣传册，跳到私人飞机和贵宾休息室，跳到亿万富翁随时随地的慷慨解囊。他们为斯特莱克的朴素生活和自虐般的工作热情感到兴奋，不断地问自己：斯特莱克究竟做了什么让父亲疏远了他？他是不是假装清贫，为的是从罗克比那里骗取更多的钱财？他母亲肯定从那位富有的情夫手里敲诈了百万巨款，他把那些钱都弄哪儿去了？
在这种时候，斯特莱克会怀念军队，怀念那段隐姓埋名的军旅生涯，在那里，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其他诸如出身背景、父亲地位，全都无关紧要。在特别调查科的时候，他在自我介绍时碰到的最私人化的问题，是说出他那位极为标新立异的母亲给他起的两个古怪名字。
斯特莱克从地铁里出来时，查令十字街上已经车流滚滚。十一月的黎明，灰蒙蒙的，缺乏热情，有许多滞留不去的暗影。他拐进丹麦街，觉得筋疲力尽，浑身酸痛，期待着在下一位客户九点半到来之前，能挤出时间小睡一觉。平时他在街上抽烟休息时，经常跟吉他店的那位姑娘聊上几句，此刻他朝姑娘挥了挥手，钻进十二号咖啡吧旁边那扇黑色大门，顺着金属楼梯往上爬，楼梯在鸽子笼般的破房子里盘旋而上。经过二楼的平面设计师家，又经过三楼他自己的带雕刻玻璃门的办公室，爬到四楼那个最小的楼梯平台，如今他的家就安在这里。
以前的住户是楼下咖啡馆的经理，他搬到更加有益健康的地方去了，已在办公室睡了几个月的斯特莱克立刻抓住机会，租下这个地方，为轻松解决了无家可归的问题而暗自庆幸。以任何标准来看，屋檐下的这点空间都小得可怜，特别是对于他这个身高一米九的大汉来说。淋浴房里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厨房和客厅局促地合二为一，卧室几乎被那张双人床完全占据。斯特莱克的一些行李仍然打包放在楼梯平台上，虽然房东严厉禁止他这么做。
从他小小的窗户看出去，是一片鳞次栉比的屋顶，以及远远的丹麦街。楼下咖啡馆不断传来有节奏的低音鼓声，在斯特莱克播放的音乐的掩盖下，几乎听不太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