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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可能犯错，先生；如果您承认这点，就没必要再道歉了。
——威廉·康格里夫，《老光棍》
第二天，星期日的报纸在客观评价欧文·奎因的生平及作品，和报道他那惊悚而野蛮的遇害方式之间，挣扎着寻找某种体面的平衡。
“文学界的一个小人物，偶尔引人关注，最近沦落到自我模仿的地步，一直在同行中间黯然逊色，但始终另辟蹊径，特立独行。”《星期日泰晤士报》在头版这样写道，并暗示后面还有更令人激动的内容：一个虐待狂的计划：详见第十到十一版。在一张肯尼斯·哈利威尔 的小照片旁边，写着：书和写书人：文学杀手，详见第三版文化专栏。
“据说那本尚未出版的书诱发了他的遇害，这样的传言已蔓延到伦敦文学圈外，”《观察者》这样告诉读者，“若不是为了保持品位，罗珀·查德肯定立刻就能有一本畅销书。”
怪癖作家在性游戏中被开膛，《星期日人民报》这样宣称。
斯特莱克从妮娜·拉塞尔斯那儿回家的路上，把每种报纸都买了一份，抱着这么多报纸，拄着拐杖走在积雪的人行道上，真是步履维艰。他挣扎着朝丹麦街走去时，突然想到不应该给自己增加这么多负担，万一前一天晚上那个想要伤害他的人再次出现呢？还好，他没有看见那人的身影。
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一边吃薯条，一边翻看那些新闻报道，谢天谢地，假肢终于又卸下来了。
透过媒体的失真镜头来审视事实，特别能刺激他的想象力。最后，斯特莱克读完《世界新闻》上卡尔佩帕的那篇文章（“据知情人士证实，奎因喜欢被其妻捆绑，但其妻不承认知道怪癖作家去了他们家的另一处房子”），把报纸从床上划拉到地上，伸手去拿床边的笔记本，草草写下第二天的备忘录。他没有在那些任务或问题旁边添加安斯蒂斯的姓名缩写，但在“书店男子”和“迈·范采访何时拍摄？”后面都加了个大写字母“R” 。然后他给罗宾发了短信，叫她明天上班路上提防一个穿黑大衣的高个子女人，如果发现她在，就不要进入丹麦街。
第二天，罗宾从地铁走过来的那点路上，没看见符合这番描述的人。她九点钟来到办公室，发现斯特莱克坐在她的办公桌旁，用着她的电脑。
“早上好。外面没有疯子吧？”
“没有。”罗宾说，把大衣挂了起来。
“马修怎么样？”
“很好。”罗宾没说实话。
他们因为她开车送斯特莱克去德文郡而吵了一架，吵架的余波像烟味一样附着在她身上。在开车返回克拉彭的路上，他们不停地辩论、争吵，罗宾因为哭泣和睡眠不足，到现在眼睛还是肿的。
“他也不容易，”斯特莱克嘟囔道，仍然蹙眉看着显示器，“他母亲的葬礼。”
“嗯。”罗宾说，走过去把水壶灌满，她觉得有点恼火，斯特莱克今天竟然同情马修了，而她巴不得别人一口咬定马修是个不可理喻的笨蛋。
“你在找什么？”她问，把一杯茶放在斯特莱克的肘边，他嘟囔一句表示感谢。
“想弄清迈克尔·范克特的采访是什么时候拍的，”他说，“他上个星期六晚上上电视了。”
“我看了那期节目。”罗宾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