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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结束，”罗宾说，一边把围巾缠在脖子上，准备离开，“我们会证明不是她干的。”
以前有一次，在斯特莱克对自己的信心陷入低谷时，罗宾也用了复数代词“我们”。斯特莱克感谢这份道义支持，可是一种无能的感觉在干扰他的思绪。斯特莱克讨厌在案子周围徘徊，被迫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寻找线索、提示和情报。
那天夜里，他看奎因档案看到很晚，反复研究自己的调查记录，再次端详从手机里打印出的照片。欧文·奎因支离破碎的尸体似乎在寂静中向他发出信号，无声地呼吁公正和怜悯。有时，被害者身上带有凶手的信息，如同硬塞在僵死的手中的记号。斯特莱克久久地盯着被烧焦和剖开的胸腔、紧紧缠住手腕和脚踝的绳索，和像火鸡一样被捆绑和掏空的身躯，可是他不管怎么使劲看，除了已经知道的，再也没法从照片上发现别的。最后，他关上所有的灯，上楼睡觉去了。
星期四上午，要到客户黑美人那些贵得离谱的离婚律师事务所去，在林肯菲尔兹，这令他暂时松了口气，内心喜忧参半。斯特莱克巴不得在无法调查奎因谋杀案时有点事情做做，但同时又感到自己是被骗过来参加面谈的。那个轻佻的弃妇对他说，她的律师想听斯特莱克亲口说说怎么收集到了她丈夫不忠的大量证据。在能坐下十二个人的锃亮的红木桌旁，斯特莱克坐在她身边，她不停地提到“科莫兰终于弄清”和“科莫兰亲眼看见的，对吗？”偶尔还碰碰他的手腕。斯特莱克看到那位温文尔雅的律师几乎毫不掩饰的不耐烦，推断让自己出席并不是律师的主意。不过，律师似乎无意加快办事进程，考虑到每小时五百多镑的收费，这也可以理解。
斯特莱克去上厕所时，查看一下手机，在缩略图上看到利奥诺拉被带进又带出格林伍德刑事法院的照片。她受到指控，被警车押走了。媒体摄影师到了不少，但没有公众人士疾呼偿还血债。大家并不认为她杀害了一个公众非常关心的人物。
他刚要重回会议室，罗宾发来一条短信：
可安排你进去看利奥诺拉，今晚六点如何？
太好了。他回复短信。
“我本来以为，”他刚一坐下，他那轻佻的客户就说，“科莫兰往证人席上一站就很有威慑力。”
斯特莱克已经给律师看了他一丝不苟编辑的笔记和照片，它们详细记录了贝内特先生的每一次地下交易，包括他想出售公寓，私藏那串祖母绿项链。斯特莱克的记录做得这么详尽，两个男人都认为他没必要亲自出庭，这使贝内特夫人大失所望。实际上，律师看到贝内特夫人这么依赖侦探，简直无法掩饰自己的怨恨。他无疑希望这位富有的弃妇的轻轻爱抚和卖弄风情，最好是冲着穿定制的细条纹西服、头发斑白的他去的，而不是这个看上去像职业拳击手的瘸男人。
离开了那个空气稀薄的环境，斯特莱克松了口气，乘地铁返回办公室，很高兴在自己房间里脱掉西装。想到很快就能摆脱这个案子，拿到数额不菲的支票，他就满心欢喜，当初他就是为了支票才接下案子的。现在他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哈洛威那个瘦弱的、头发花白的五十岁女人身上了，在他路上买的那份《标准晚报》第二版上，利奥诺拉被吹捧为“性情胆怯的作家妻子，实为剁肉刀高手”。
“她的律师高兴了吧？”罗宾看到他又回到办公室，问道。
“可以理解。”斯特莱克说，盯着罗宾放在她小桌上的小型闪光圣诞树。树上装饰着小彩球和LED灯。
“怎么回事？”他简短地问。
“圣诞节呀，”罗宾说，淡淡一笑，但并无歉意，“我本来打算昨天摆上的，可是利奥诺拉被指控后，我就没有什么过节的心思了。不过，我帮你约了六点钟去看她。需要带上你的带照片的身份证——”
“干得不错，谢谢。”
“——给你买了三明治，我想你可能愿意看看这个，”她说，“迈克尔·范克特接受采访，讲了奎因的事。”
她递给斯特莱克一包奶酪泡菜三明治和一份《泰晤士报》，登有采访的那页专门折了一下。斯特莱克坐在会放屁的皮沙发上，边吃边看。那篇文章配了一张合成的照片，左边是范克特站在一栋伊丽莎白一世时期风格的乡村别墅前。照片是从下往上拍的，他的脑袋看上去不像平常那样大得不成比例。右边是奎因，戴着那顶插着羽毛的软毡帽，怪模怪样，眼神桀骜不驯，正在一个像是小帐篷的地方对着稀稀拉拉的听众讲话。
作者就范克特和奎因曾彼此相熟，并被认为才华相当这件事大做文章。
如今很少有人记得奎因那部突破性的作品《霍巴特的罪恶》，但范克特仍盛赞它是奎因所谓神奇野兽派的杰出代表作品。众所周知，范克特是个记仇的人，但我们谈论奎因作品时他却表现出了惊人的大度。
“总是很有意思，经常被低估，”他说，“我怀疑未来的批评家会比我们同时代的人更加善待他。”
考虑到二十五年前，范克特的第一任妻子埃尔斯佩思·科尔在读了一篇对她处女作小说的仿作之后自杀，范克特的这种出人意料的大度更令人惊讶。人们普遍认为，那篇揶揄之作的作者是范克特的亲密朋友和同道叛逆作家：已故的欧文·奎因。
“人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成熟的——这是岁月给你的补偿，因为怒气也耗尽了。我在最近的一部小说里，把我对埃丽之死的许多情绪都放下了，这部小说可以看作自传，虽然……”
接下来的两段斯特莱克跳过了，那似乎是在推销范克特的下一部作品，他从赫然出现“暴力”一词的地方继续往下看。
很难相信坐在我面前这位穿花呢外套的范克特，就是当年那个自封的文学朋克，他早期创作的那些别出心裁、充斥着无端暴力的作品，毁誉参半。
“如果格林厄姆·格林是对的，”批评家哈维·博德这样评论范克特的第一部小说，“作家的心里需要有一块冰，那么迈克尔·范克特无疑拥有很多块冰。读着《贝拉前沿》中的强暴场景，忍不住就会想象这个年轻人的内脏一定是冰做的。实际上，可以从两种角度来看《贝拉前沿》这部绝对十分出色和新颖的作品。第一种可能是范克特先生写了一部特别成熟的处女作，没有像一般的新手那样容易把自己植入英雄或反派角色。我们可能会为它的怪诞或道德观而摇头叹气，但没有人能够否认它的文采和艺术性。第二种可能则更令人不安，范克特先生或许并不拥有装冰块的器官，他这个不可思议的非人故事跟他自己的内心状况是相符的。时间——以及今后的作品——会告诉我们答案。”
范克特出生于河湾，是一个未婚护士的唯一儿子。他母亲仍居住在他从小长大的那座房子里。
“她在那里过得很开心，”范克特说，“她有一种令人羡慕的能力，在熟悉的环境中如鱼得水。”
他自己的家则远远不是河湾的一座排屋。我们的谈话是在一间长长的会客室进行的，满眼都是高档的迈森瓷器和奥布松地毯，窗外俯瞰着恩泽府开阔的庭园。
“这都是我妻子挑选的，”范克特不以为然地说，“我的艺术品位完全不同，只对庭园感兴趣。”房子旁边有一条大沟渠，准备打上混凝土地基，在上面放一个复仇女神的锈蚀金属塑像，他笑着说那是“冲动购买……复仇谋杀者……一件非常有力的作品。我妻子深恶痛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