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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上我问本他是否蓄过须。我仍然感到困惑，不知道哪些是事实哪些不是。我醒得很早。不像前几天，醒来时我不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我感觉自己是成年人。性感的成年女子。脑子里盘旋的问题不是我为什么会跟一个男人同床？而是他是谁？还有我们做了什么？在浴室里我惊恐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但它周围的图片似乎印证了事实。我看见那个男人的名字——本——不知道什么原因它似乎有点熟悉。我的年龄，我的婚姻——似乎是有人提醒了我这些事实的存在，而不是我第一次知道。它们被埋在某处，但埋得不深。
本刚去上班，纳什医生就打来了电话。他提醒我日志的事情，然后——等纳什医生说完他会开车来接我做扫描之类的话后——我读了日志。里面有些事情我也许能够记起，还有几大段我也许记得写过，似乎带着一些残留的记忆熬过了一夜。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确保日志的内容是真实的。我打了个电话给本。
“本。”他刚刚接起电话说他不忙，我便说，“你蓄过胡子吗？”
“这真是个奇怪的问题！”他说。我听到勺子敲在杯子上叮当作响，想象着他正把糖舀到咖啡里、面前摊着报纸。我感到有点尴尬，不知道该说多少。
“我—— ”我开始说，“我有一段回忆。我想。”
一阵沉默。“回忆？”
“是的。”我说，“我想是的。”脑海里闪现出那天在日志里记下的一幕——他的胡须、他赤裸的身体、勃起的下体——还有昨天记起的。我们俩在床上接吻。图像短暂地发着光，又沉入思绪深处。突然间我感到害怕：“我只是似乎记得你有胡须的模样。”
他笑了，我听到他放下饮料。我觉得脚下原本坚实的地面开始动摇。也许我写的一切是个谎言，毕竟我是个小说家，我想。或者说我曾经是。
突然我想到了我的整套逻辑是多么无力。我以前是写虚构故事的，因此我自称是个小说家的说法可能不过是个虚构，那样的话我没有写过小说。我的思路混乱起来。
可是那个说法感觉很真实，我告诉自己。再说我会打字，至少日志上说我会打……
“你蓄过吗？”我拼命想要抓住救命稻草，“这件事只是……很重要……”
“让我想想。”他说。我想象着他闭上眼睛，似乎一副聚精会神的模样咬着下唇。“我想我可能留过一次。”他说，“留了很短时间，是很多年前。我忘了……”沉默了一会儿，他接着说，“是的。没错，是的。我想我留过，一个星期左右。在很久以前。”
“谢谢你。”我说着松了一口气。脚底的地面感觉牢固一些了。
“你没事吧？”他问，我回答说我没事。
中午时分纳什医生来接我。在这之前他让我先吃点午饭，但我不饿。我猜我是有点儿紧张。“我们要去见我的一个同事。”他在车里说，“帕克斯顿医生。”我一句话也没有说。“他是功能成像领域的专家，专治有你这种问题的病人。我们一直在一起工作。”
“好吧。”我说。现在我们坐在他的车里，在被堵得水泄不通的车流里一动不动。“我昨天打电话给你了？”我问。他说我打过。
“你看过你的日志了？“他问。
我承认我看过了：“大部分，我跳过了一些。它已经很长了。”
他似乎很感兴趣：“你跳过了哪些部分？”
我想了一会儿。“有几个地方似乎有点熟悉。我觉得它们好像只是提醒了我已经知道的事情，已经记得的……”
“那太好了。”他说着向我坐的地方看了一眼，“非常好。”
我感到一阵喜悦：“那我昨天打电话干什么？”
“你想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写过小说。”他说。
“我有吗？”我说，“写过吗？”
他转身看着我，脸上在微笑。“是的。”他说，“是的，你写过。”
车流再次开始行进，我们启动了。我放下了心。我知道日志里说的是真的，便放松地投入了旅途。
帕克斯顿医生比我预想的要老一些。他穿着一件花呢夹克，没有修剪的白发从耳朵和鼻子里支出来，看上去好像已经过了该退休的年龄。
“欢迎您到文森特馆影像中心。”纳什医生刚刚给我们做了介绍，他便说。他一直望着我的眼睛，眨眨眼然后握了握我的手。“别担心。”他加了一句，“没有听起来那么大排场。这儿，进来，让我带你到处看看。”
我们进了屋。“我们跟医院和学校都有联系，朝这边走，”我们穿过大门时他说，“既是好事，也是麻烦。”我不明白他的意思，正等他说个明白他却没有说话。我笑了。
“真的？”我说。他在试着帮助我，我想表现得礼貌一点儿。
“所有人都希望我们干所有的活。”他放声笑了起来，“但没人愿意给我们付账单。”
我们走进一间候诊室，里面点缀着一些空椅子，几本杂志和本为我留在家里的一样——《广播时代》，《乡村生活》和《玛丽·嘉尔》——还有用过的塑料杯，看上去这里好像刚刚办过一个派对，所有人都急匆匆地离开了。帕克斯顿医生停在了另一道门口：“你想看看控制室吗？”
“是的。”我说，“让我看看吧。”
“功能磁共振成像（MRI）是一门相当新的技术。”走进控制室后他说，“你听说过MRI吗？磁共振成像？”
我们站在一个小房间里，室内只有一排电脑显示器发出幽幽的光亮，有扇窗户占了一面墙，旁边是另外一间房，房间内的一个大圆筒状机器十分显眼，从机器里伸出的一张床像一只舌头。我感到害怕起来。我对这台机器一无所知。没有记忆的我怎么可能知道呢？
“没有听过。”我说。
他露出了微笑：“我很抱歉。你当然不可能熟悉这些。MRI是个相当规范的程序，有点儿像给身体照X射线。我们用的是一些相同的技术，不过实际上是在查看大脑如何工作，就功能来讲。”
纳什医生这时说话了——他有一会儿没有开口了——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小，几乎有些胆怯。我不知道他是慑于帕克斯顿医生的权威还是不顾一切地想要给他留个好印象。
“如果你有一个脑瘤，那我们需要扫描你的头部找出肿瘤所在、找到它影响了大脑的哪个部分。这是在查看大脑的结构。功能性MRI可以让我们看到你执行某些任务时使用的是大脑的哪个部分，我们想看看你的大脑如何处理记忆。”
“哪些地方亮起来，”帕克斯顿说，“液体就是在向哪里流。”
“这有帮助吗？”我说。
“我们希望这将帮助我们确定损害在哪里。”纳什医生说，“看看出了什么问题、是哪些地方没有正常工作。”
“这会让我恢复记忆？”
他顿了一下，然后说：“我们希望如此。”
我脱下结婚戒指和耳环放在一个塑料托盘上。“你还需要把包放在这里。”帕克斯顿医生说，然后他问我是不是还在身上打过别的洞。“你会吃惊的，亲爱的。”当我摇摇头时他说，“现在她是一只有点吵的老野兽，你会用到这些。”他递给我一对黄色耳塞。“准备好了吗？”他说。
我有些犹豫。“我不知道。”我说。恐惧在身上游动。房间似乎小了暗了，隔着玻璃看过去扫描仪本身显得阴森森的。我有种感觉，我以前见过它，或者见过一架类似的机器。“我不是很确定。”我说。
纳什医生走到了我的身边，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
“这是完全无痛的。”他说，“只是有点吵。”
“安全吗？”我说。
“非常安全。我会在这儿，就隔着一面玻璃。我们可以全程看着你。”
我的神情看上去一定还有点犹豫，因为这时帕克斯顿医生说：“别担心。我们会照顾好你，亲爱的。不会出什么事。”我看着他，他笑着说：“你只要这么想：你的记忆藏在了意识的某个地方，我们要用这台机器做的，就是找出它们在哪里。”
这里有点冷，尽管他们已经给我裹上了毛毯；这里还很黑，只有一盏红灯在房间某处闪烁，一面镜子从我头顶几英寸的架子上挂下来，摆成的角度可以反射屋里某处的电脑屏幕。除了耳塞我还戴着一副耳机，他们说会用它跟我说话，可是现在他们都一声不吭。我只听见遥远的嗡嗡声、自己又粗又重的呼吸声和单调的怦怦心跳声。
我的右手抓着一个塑料球，里面充满了气。“如果你有什么要告诉我们的，捏捏它。”帕克斯顿医生说，“你说话我们听不见。”我抚摸着它的橡胶表面，等着。我想闭上眼睛，但他们告诉我要睁着看屏幕。泡沫楔子牢牢地固定住了我的头；即使我想动也动不了。我身上盖着一条毛毯，像一件保护罩。
安静了片刻，传来了咔哒一声。尽管戴着耳塞，声音还是大得吓了我一跳，接着又是一声，第三声。一个低沉的响声，来自机器内部或者我的头部。我不知道。一只行动迟缓的野兽正在醒来，停在发起进攻前的沉默中。我抓住橡胶球，下定决心不去捏它，接着一个声音——像警报又像钻床—— 一遍又一遍地响起，大得不可思议，每响一次我的整个身体就抖动一次。我闭上了眼睛。
我的耳边有人说话。“克丽丝。”声音说，“你能睁开眼睛吗？”不知道怎么的，他们可以看到我。“别担心，一切都很好。”
很好？我想。他们知道什么叫做很好？他们知道我是什么感觉吗？躺在这儿，在一个不记得的城市里，身边都是从未见过的人。我想我在四处飘浮，是完全无根的浮萍，任凭风的摆布。
另外一个人的声音，是纳什医生的声音：“你能看看照片吗？想想它们是什么，说出来，不过只对你自己说。不要大声说出来是什么。”
我睁开了眼睛。在我头顶的小镜子里是一些图画，一张接着一张的黑色底白色图案。一个男人、一张梯子、一把椅子、一把锤子。每出现一张我便说出名字，然后镜子里闪出谢谢你！现在放松！的字样，我把这些话对自己重复一遍好让自己忙起来，同时也有点好奇人在一架机器的肚子里要如何放松。
屏幕上出现了更多指令。回想一个过去发生的事件，它说，然后下面出现了几个词：一个派对。
我闭上了眼睛。
我试着回想和本一起看烟花时我记起的派对。我想象自己在屋顶上紧挨着我的朋友，听到脚下派对吵闹的声音，尝出空气里焰火的味道。
图像一幅又一幅地出现了，但它们似乎并不真实。我可以断定我并非在回忆，而是在想象。
我试着看到基斯，记起他不理睬我，但什么都想不起来。我又一次失去了这些记忆。它们被埋了起来，仿佛永远不会露面，但至少现在我知道它们存在，它们在那里，锁在某个地方。
我的思绪转向儿时的派对。跟我的母亲、姨妈和表妹露西一起过的生日。玩绕口令。击鼓传花。“抢座位”游戏。“唱跳停”游戏。我的母亲把糖果包成小袋作为奖品。夹罐头肉和鱼酱的三文治，去了硬面包皮。松糕和果冻。
我想起一件袖子有褶边的白裙，荷叶边袜子，黑鞋。我的头发还是金色的，坐在一张放着蛋糕和蜡烛的桌子前面。我深吸一口气向前倾，吹蜡烛。空气里升起了烟雾。
这时另外一个派对的回忆涌了进来。我看到自己在家里，望着卧室的窗外。我光着身子，大约17岁。街上有些排成长队的的搁板桌，上面放着一盘盘香肠卷和三明治，一壶壶鲜橙汁。到处挂满英国国旗，每一个窗口都飘扬着彩旗。蓝、红、白。
街上有穿奇装异服的孩子——海盗服，巫师装，维京人——大人们正努力把他们组成队，好开始一个汤匙运鸡蛋比赛。我能看见妈妈站在街道另一侧，把一条围巾系在马修·索珀的脖子上，就在我的窗口下方，爸爸端着一杯果汁坐在躺椅里。
“回床上来。”有人说。我转过头。戴夫·索珀坐在我的单人床上，头顶是我的“The Slits”乐队海报。白床单在他的周围皱成一团，溅着鲜血。我没有告诉他那是我的第一次。
“不。”我说，“起来！你必须在我父母回来前穿上衣服！”
